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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 堅守主道,忍耐到底

課前閱讀 -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十六章)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資料取自愛德華﹒吉本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出版,2010年)

 

作者簡介(取自《維基百科》):


愛德華﹒吉本畫像

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5月8日-1794年1月16日),英國歷史學家,《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

吉本出生于倫敦附近的普特尼(Putney),父親是國會議員,他是家中獨子,10歲時喪母,由姑母撫養,年少時多病,喜歡讀書,在《我的作品和生活回憶錄》中提到自己早就發現歷史是自己“特有的糧食”。1752年,14歲時被父親送往牛津,不到15歲就考取瑪格達倫學院 (Magdalen College, Oxford)。但他父親后來發現他對天主教感興趣,當時在英國一個天主教徒會受到上流社會的排擠,他父親立刻就把他送到瑞士洛桑 (Lausanne, Switzerland ),交給一位基督教新教導師。在洛桑期間,他參加過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聚會,學會了法語,開始用法語寫作其第一部作品《論文學研究》(1761年正式出版)。

1758年回國,作了兩年軍官,同時博覽群書,由于受伏爾泰的影響,因而改變了宗教觀,不信仰特定宗教。1763年,他前往歐洲大陸旅游,在巴黎結識了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也去了羅馬,1764年他在羅馬廢墟上,開始有寫作羅馬帝國史的念頭。

1770年吉本的父親去世,他開始經商,定居倫敦。兩年 后,他開始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并出入上流社會的俱樂部。1774年進入國會。1776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立即取得成功,但他對早期基督教歷史的如實寫法,受到有些人猛烈的攻擊,但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卻認為他即使不過于高明,但也不遜色。

吉本繼續搜集材料編寫,1781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三卷出版。1782年他定居洛桑,繼續書寫后三卷,1787年寫完最后一章,回到英國,1788年所有手稿全部出版。受到各個方面的贊揚。他又回到洛桑,主要在書寫他的《回憶錄》,直到1793年才回國,回國不久即在倫敦家中去世。

《羅馬帝國衰亡史》包含許多詳盡的考証,后來許多歷史學家都引用這部書的材料。


一些學者對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宗教觀的評語:

A。“。。在處理基督教起源問題上,吉本忽略了原始基督教純淨、充滿激情和沉著冷靜的形象。他以漠不關心的冷酷和批判眼光來對待它(原始基督教),正如他對待埃拉加巴盧斯 (羅馬皇帝 Elaghabalus, 218-222AD)的罪惡一樣。。。”(塞希爾 Algernon Cecil,The Six Oxford Thinkers.)

B。“。。吉本對基督教進行批判是受時代和個人經歷的影響,盡管吉本對基督教的評價有時有失公允,但亦有進步可取之處,其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吉本將人和神的歷史分開,使人的歷史從神的歷史中獨立出來’。。。吉本是啟蒙時代的產物,其思想是理性主義思潮的反映, ‘人類不進則退,吉本所處的時代一切都在進步,理性引領一切。’”(英國著名作家 D.M.Low, Edward Gibbon:1737-l794)

C。附:江西師范大學陳孝麗碩士學位論文《愛德華﹒吉本史學探析 - 第三章,吉本的宗教哲學觀》
 

第十六章 - 從尼祿(Nero,54-68AD)當政直到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11-337AD)統一天下,羅馬政府在此一時期對基督教的作為。

大綱:

一、羅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動機

二、猶太人的宗教主張與叛逆精神

三、基督教受到誤解的主要因素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衛措施

五、 羅馬皇帝們對待基督教徒的態度

六、羅馬大火引起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徒的迫害

七、圖密善(Domitian,81-96AD)當政對基督徒的迫害

八、圖拉真(Trajan,98-117AD)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審判程序

九、羅馬當局對基督徒的處置及殉教狀況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AD)殉教始末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誠的宗教信仰

十二、羅馬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十三、提比略(Tiberius,14-37AD)到迦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時代基督徒之景況

十四、奧勒良(Aurelian,270-275AD)當政對教會的處置

十五、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即位后對基督教的態度

十六、戴克里先進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十七、遍及帝國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動

十八、迦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頒布宗教寬容詔書始末

十九、宗教迫害的終止和殉教人數的估算

二十、結論

 


一、羅馬皇帝迫害基督教的動機

如果我們嚴格地考慮到基督教教義的純潔、它的道德律條的純正以及在這一福音開始被人們接受的初期階段大多數基督教徒所度過的純真而艱苦的生活,我們必會很自然地認為:如此充滿善意的一種教義,即使是教外人也必會對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養的上流社會人士,盡管他們可能會嘲笑關于奇跡的種種說法,也不免會對這一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員對這樣一批雖不熱心于戰爭和政治,卻能夠處處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會加以迫害,還定會盡力予以保護。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再回想一下,由于始終受到民眾的信任,由于哲學家們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羅馬元老院和歷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處流行的多神教卻普遍受到寬容,我們更會感到簡直無法理解,基督教徒究竟犯下了什么新的罪行,他們有什么新的冒犯行為觸怒了那古老的一切聽之任之的溫和政策,又有什么新的動機促使那些一直安閑地聽任一千種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們的溫和統治下安然存在的羅馬帝王們,使他們忽然一反常態,偏要對這選擇了一種獨特的但無害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臣民嚴加懲處?

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教發展方面,似乎顯得格外嚴厲和蠻橫。大約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一位素以溫和、明智著稱的總督竟然作出判決,將基督的几個無辜的信徒處死,而他所依據的更是一位一般認為施政賢明的皇帝所頒布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圖拉真(Trajan,98-117AD)的繼任者們一再提出的申述狀中充滿了悲慘的呼號,聲稱在整個羅馬帝國的無數臣民中,唯獨遵守帝國法令、只不過是順從良心的呼聲謀求獲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教徒不能分沾賢良的政府普遍施與全民的恩澤。几位著名殉教者的死難情況的記載措詞都十分謹慎﹔而從基督教執掌最高權力的那一天起,教會統治者們重演昔日他們的異教徒仇敵的故技,不惜充分顯示出自己在做到殘酷無情方面,也同樣不遺余力。現在,本章的目的正是要從大堆未經整理、充滿謬誤和虛構的史料中,設法篩選出(如果有此可能的話)一些真實可信而且較為有趣的史料,力求清晰而合理地對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續的時間和一些最重要的情節重新作一番描述。

遭迫害的宗教的一些教派,由于恐懼感的壓抑,由于憤怒情緒的刺激,也許還由于狂熱的信仰的激勵,一般都很難心平氣和地去調查,或者熱情公正地去欣賞敵人的某些行為的動機﹔而對這個問題,甚至連那些安全地遠離開迫害的烈火、較有頭腦的公正的人們,也往往不能公平、清醒地對待。關于羅馬皇帝為什么那樣對待原始基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種說法似乎較為真實可信,因為這是從公認的多神教教義的精髓中推論出來的。人們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種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處,主要由于古代各民族對各自的宗教傳統和儀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認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象,某個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從這人類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聲稱唯有他們了解神的意旨,而且把該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儀式都斥之為瀆神活動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將觸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們聯合起來,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權利是靠彼此的寬容維持著的,如果誰拒絕履行這由來已久的義務,那這種權利也就會很自然地不復存在了。現在,那些猶太人,而且只有猶太人,毫不含糊地拒絕履行那種義務,那么仔細想一想,那些猶太人在羅馬政府地方官員手中所受的待遇便將有助于我們了解上述推論究竟有多少事實依據,從而也能引導我們去探明基督教所以遭受迫害的真實原因了。
 

二、猶太人的宗教主張與叛逆精神
 

關于羅馬君主和總督們對耶路撒冷神廟的尊重前面已經提到,這里不再重復了,我們這里只想講明,伴隨著耶路撒冷的廟宇和城市的毀滅以及隨后發生的許多情況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燒,并使他們能夠以維護政治正義和公共安全一類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開進行宗教迫害。從尼祿(Nero,54-68AD)到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王朝,猶太人對羅馬的統治一直顯示出一種無法忍受的情緒,因而多次引發出近乎瘋狂的屠殺和叛亂。在埃及、塞浦路斯和昔蘭尼(Cyrene)等城市里的猶太人一直不露聲色、假裝友好地和毫無戒備之心的當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們在那里所進行的種種可怕的殘暴活動使任何耳聞的人也不禁為之發指﹔我們因而不禁傾向于要對羅馬軍團嚴厲的報復拍手歡呼了。因為他們所懲罰的這個瘋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們不僅成為羅馬政府的仇敵,而且成了全人類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了。猶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熱,一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沒有理由向一個崇拜偶像的統治者交納稅款,一是因為根據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諭,他們一廂情愿地相信有一位威力無邊的救世主很快就將降臨人間,他將解開他們的枷鎖,并將為他們這些天之驕子建立一個地上王國。著名的巴柯齊巴(Barchochebas)(注:公元 2世紀初抗擊羅馬軍隊的一支起義軍的猶太人領袖。--  譯者),正是通過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號召全體亞伯拉罕的子孫起來實現以色列人的夢想,才終于能組織起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和哈德良(Hadrian,117-138AD)皇帝浴血奮戰達兩年之久。

盡管猶太人一再如此進行挑舋,羅馬皇帝們的憤怒總會隨著勝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戰爭和危險時期一過,他們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于對多神教的普遍的寬容,也由于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的溫和性格,猶太人很快又恢復了他們的各種古老的特權,并又可以對他們自己的嬰兒施行割禮了,唯一的一條無關緊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們的那個希伯來種族的特殊標志加之于任何皈依猶太教的外族人。殘留下來的為數眾多的猶太人雖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區之外,他們卻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維持相當數量的定居點,獲得羅馬法令所規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榮譽,同時還能免除掉擔任那些費力費錢的社會公職的義務。由于羅馬人的溫和性格或厭惡情緒,這個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權制度的形式竟獲得了法律的認可。固定駐在提比里亞斯(Tiberias)的大教長有權委任下屬教士和使徒。行使內部司法權力,并每年從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數量的貢奉。在帝國各個主要城市里都有新的猶太教堂被建立起來﹔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規定,或是按猶太教教士代代相傳的慣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齋日以及其它節日慶祝活動全可以十分認真地公開舉行。這樣一些溫和政策終于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改變了猶太人的冷酷態度。他們終于從先知和征服的幻夢中清醒過來,逐漸也安于作馴良、勤勞的臣民了。他們原來的那種對整個人類的仇恨情緒,現在已不再發展為流血和暴亂行為,而是消融在無甚危害的發泄行為之中。他們在經商活動中不放過一切機會掠奪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誦一些難以理解的咒語,詛咒那個傲慢的埃多姆(Edom)王朝。(注:原指約公元前1200年建于死海西南地區的閃米特人王國。--  譯者)

既然這些猶太人雖然十分厭惡并拒絕禮拜羅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靈,卻仍能隨意過著他們的不受歡迎的宗教生活,我們便不能不想到亞伯拉罕的子孫所以能幸免于遭受基督的門徒所遭受的苦難,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們之間的區別是十分簡單和顯而易見的,但是,從古代人的情感來看,這差別卻極關重要。猶太人是一個民族,基督教徒卻只是一個教派﹔而如果說每一個集體都本應當尊重鄰近的另一集體的神聖傳統,他們卻更有責任堅持他們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諭的聲音、哲學家的教誨和法律的權威全都一致要求他們盡力完成這一民族義務。由于猶太人自視遠比常人聖潔,他們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認為他們是一個令人憎惡的下流種族。由于他們不屑與其他民族交往,他們這樣遭人蔑視也許是罪有應得。摩西戒律的大部分內容可能都不過是信口開河,荒誕不經﹔然而,既然它許多世紀以來一直被一個龐大的社會所接受,他的信徒們當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普遍認為他們有權奉行那些他們如果違背便將被視為犯罪的種種教規。但是,這一原則雖然可以保護猶太教堂,卻對原始基督教會并無任何好處或保護作用。由于信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教徒便犯下了所謂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割斷了習俗和教育之間的神聖紐帶,破壞了國家的宗教制度,并狂妄地詆毀了他們的先輩長期信仰和崇拜的神聖的一切。而且這種叛教行為(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不僅是一個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區的問題:因為這些虔誠的叛教者既然摒棄了埃及或敘利亞的神廟,自然同樣會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廟宇中去尋求庇護。每一個基督教徒都以厭惡的情緒拋棄了他的家族、他所在的城市和省區長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體基督教徒都無例外地拒絕再和羅馬、帝國,乃至全人類所崇信的神靈發生任何關系。因此那些受壓制的信徒們不論如何要求申張誰也不能剝奪的聽從良心呼喚和自行判斷的權利,也全然無濟于事。他們的處境也許使人同情,但他們的申辯卻始終不能被異教世界的有識之士或一般信徒所領會。按他們的理解,任何一個人竟然會這樣對相沿已久、代代相傳的信仰產生懷疑,這簡直和有人會忽然對本鄉本土的風尚、衣著或口音感到厭惡一樣荒唐了。
 

三、基督教受到誤解的主要因素
 

異教徒的驚愕很快變成了憎恨,于是連那些最為虔誠的人都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帶有危險性的不信神的惡名。怨毒之心和偏見相互為用,把那些基督教徒完全說成是一群無神論者,而由于他們膽敢攻擊帝國的宗教制度,他們受到羅馬地方官員的嚴厲指責完全是罪有應得。他們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廟所奉行的迷信活動全都斷絕了關系(他們得意地公開承認這一點):但是別的人卻始終不很明白他們自己究竟信奉什么神靈以及以何種形式的宗教來代替古老的神靈和神廟。他們對“最高的神靈”所懷有的純潔而崇高的觀念完全非異教徒芸芸眾生的粗俗頭腦所能理解。他們無法體會一個存在于信徒心靈之中的的孤零零的上帝,他既不具有任何可見的有形的形體,又不按照習慣做法為他舉行祭奠和慶祝,為他設置祭壇、供奉犧牲。曾經超然物外對第一動因的存在和屬性進行深刻思考的希臘和羅馬的先賢們或是出于理智的考慮或是出于虛榮,總愿意為他們自己和他們少數得意門徒保留致力于這種哲理思維的特權。他們絕對不肯承認人類的偏見是真理的標准,但他們也認為偏見是人性的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他們認為,任何一種敢于置感官于不顧的民眾性的信仰和宗教,脫離迷信的程度愈遠,便愈將無力阻止不著邊際的想象和由狂熱情緒產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拋向基督教徒的上帝啟示說的不屑一顧的目光,只不過使他們更加堅信他們匆匆得出的結論,使他們更認為他們很可能會十分尊重的神性統一觀念卻被新教派的狂野的激情所損毀,并被它的虛無縹緲的玄想所磨滅了。一篇據稱出自琉善(Lucian)之手的著名對話錄的作者,在他蓄意以嬉笑怒罵的筆調論述三位一體這個神秘的題目時,卻充分暴露出他自己對人的理性的軟弱和深不可測的神性的完美全然無知。

基督教的創始人不僅被他的信徒們尊為聖人和先知,而且被當作神來崇拜,也許就不那么讓人感到驚奇了。多神教教徒對任何看來和民間流傳的神話似乎稍有相似之處的神物,也不管這種相似是如何牽強附會,都會拿來當作崇拜的對象﹔而關于巴克斯(Bacchus)、赫耳枯勒斯(Hercules)和埃斯庫拉庇烏斯(Æsculapius)的各種傳說則早已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相信上帝之子會一如常人降臨人世的想象鋪平了道路。但是,使他們感到吃驚的是,那些基督教徒竟然要拋棄掉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廟,而正是這些英雄在世界的幼年時代發明了各種工藝,制訂了各種法律,征服了在世界各處為害人民的暴君和妖魔﹔卻寧愿去選擇一個鮮為人知的教長作為唯一崇拜對象,而那個教長,近年來,在一個野蠻民族中,已成了本族同胞的怨毒之心或羅馬政府的嫉妒心情的犧牲品。廣大的異教徒民眾只對塵世的眼前利益感興趣,而對拿撒勒的耶穌賜與人類的賽過無價之寶的生命和不朽卻并不在意。在這些貪戀紅塵的人們看來,基督的那種于殘酷的、自愿忍受的苦難之中保持的堅貞、博愛的胸懷以及他的人品舉止的崇高和朴實,并不足以彌補他缺乏聲望、沒有一個帝國和無所建樹的缺陷﹔在他們拒不承認基督在戰勝黑暗勢力和死亡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勝利的同時,更對基督教的這位神聖創始人的可疑的出身、顛沛流離的生活和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或甚至多方加以污蔑。

基督教徒在這樣堅持以個人情緒代替民族宗教的做法中所犯的每一件過失,都因犯罪人數眾多和他們的聯合行動而更加嚴重化了。眾所周知,而且也早有人議論過,羅馬當局對其臣民中的任何結社活動都極為仇視和十分猜疑﹔對那些即使全然無害或甚至抱著有益社會的目的而組成的團體,也很難得到政府的認可。那么這些脫離公共的敬神活動的基督教徒的宗教集會自然更顯得令人可疑了:他們的組織原則是不合法的,最后完全可能成為具有危險性的組織,而那些羅馬皇帝卻沒有想到,在他們以維護社會治安為理由禁止這些秘密的,有時在夜間舉行的集會時,他們是違背了正義的法則。基督教徒由于信仰關系而表現的違拗更給他們的行為,或甚至他們的用心涂上了一層嚴重的犯罪色彩﹔而那些對于俯首聽命的順民或許會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羅馬帝王卻認為,他們的命令能否貫徹執行關系著他們自身的尊嚴,而這命令有時卻正是要使用嚴厲的懲罰來壓制那種膽敢認為世上還有一個凌罵于政府長官之上的權威的獨立精神。帶著這種精神的叛逆活動,其范圍之廣和持續時間之長都似乎使它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有理由受到他們的咒詛了。我們已經看到,基督徒的積極的和卓有成效的宗教熱情已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遍及帝國的每一個行省,甚至几乎每一個城市。新的皈依者為了使自己和一個其性質顯然與眾不同的特殊社會建立牢不可破的聯系,似乎都不惜拋棄掉自己的家庭和國家。他們的陰沉、嚴峻的神態,他們對正當謀生活動和各種人生樂趣的厭惡,加上他們經常散布的大難即將臨頭的預言,使得異教徒們不免憂心忡忡,擔心這個新教派定會帶來某種危害,而由于對這一切完全感到玄妙莫測,因而也更加感到可怕。普林尼(Pliny)曾說過,“不管他們的行為的宗旨是什么,只憑他們的桀驁不馴的態度就理當受到懲罰。”
 

四、早期基督教所采取的防衛措施


基督的門徒進行宗教活動時總盡量避開別人的耳目,這在最初是出于恐懼和必需,但后來卻完全是有意為之。基督教徒極力模仿古希臘伊流欣努(Eleusinian)神秘派的那種極端詭秘的做法,自信這樣就會使他們的神聖的組織在異教徒心目中更顯得可尊可敬。可是正像許多事情都不能盡如人意一樣,后來的結果卻完全與他們的意愿相反。人們普遍認為,他們之所以這樣遮遮掩掩,只不過由于他們有些做法根本見不得人。他們的這種被曲解的小心謹慎只是為那些敵視他們的人提供了制造謠言的機會,也使那些懷疑的人更對那些可怕的謠傳信以為真了,而在這些四處流傳的故事中基督教徒被說成是人類中最邪惡的敗類,說他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著最荒唐的下流勾當,并以人的一切尊嚴和道德品質作為犧牲以取悅于他們的那個不可知的神。有許多人假裝著悔過自新的基督教徒,或者出面講述自稱親眼所見的那個該死的教會舉行拜神儀式的情景。他們肯定說,基督教徒作為入教的神秘象征,把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渾身裹著面粉,捧到一個手持匕首的新入會的教徒面前,由他閉著眼在這個代他贖罪的犧牲品身上胡亂砍殺﹔而在這一殘酷行動完成以后,教徒們便大口大口喝干那嬰兒的血,把那還在顫動的小肢體大塊撕來吞食,同時通過這共同的犯罪意識以保証彼此永守秘密。更有人煞有介事地証明說,“在這種慘無人道的獻祭儀式之后,緊接著是大家一起吃喝,這時全都以狂飲等等來剌激各自的獸欲﹔然后,到了某個預定時刻,燈火突然全部熄滅,于是羞恥之心全被拋棄,人的天性也全被遺忘﹔大家在黑暗之中全都不顧倫常,姊妹和兄弟,兒子和母親也可以胡亂交配。”

然而,只要仔細地讀一讀古代基督教徒的那些申辯書,便足以使任何一個正直的反對派人物對這些說法的虛假性不再有絲毫的懷疑了。基督教徒堅決依仗自身的清白向羅馬政府地方官員呼吁,要求查實那些謠言。他們宣布,只要有人能夠為誹謗加之于他們的罪行提供任何証據,他們甘愿領受最嚴厲的懲罰。他們同時還反駁說,這也同樣是十分真實和令人信服的,別人胡亂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不僅毫無証據,從情理上來推斷也完全不可能。他們反問道:誰能認真地相信,既然福音書上一條條聖潔的戒律對于各種合法的享樂尚且要處處加以禁止,而今卻會唆使教徒們去犯那些最值得咒詛的罪行,誰能相信如此龐大的一個宗教團體竟會這樣在自己的信徒心目中徹底毀掉自己的聲譽﹔甚至相信這人數眾多、品質各異、年齡不同、性別不同的人群對死亡或身敗名裂的恐懼尚且無所畏懼,怎么倒會同意違背已被天性和教養深深印入腦中的做人的起碼准則呢?這樣一種無可辯駁的申辯,除了基督教的辯護士自身行為失當,為了發泄對教會內部敵人的切齒仇恨,不惜損傷共同的宗教事業的利益,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動搖其真實性或將它駁倒的。他們有時暗示,有時更直截了當地宣稱:強加于正統基督教徒頭上的那些血腥的獻祭活動和淫亂行為,事實上在馬西昂派(Marcionites)、卡勃克拉特派(Carpocratians)以及屬于諾斯替派(Gnostics)的几個小教派中是一直進行著的﹔而這些派別盡管有可能已成為異端,卻仍然受著人之常情的驅使,并仍然遵循著基督教的戒律。其結果是,那些和基督教會脫離關系的分裂派也使用類似的罪名來指控基督教徒,而且在各個方面都有人聲稱,那種不堪入耳的最淫亂的行徑在大批自稱為基督教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一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看清正統信仰和異端教派之間微妙的分界線的異教政府地方官們很容易會想象,這不同教派之間的仇恨迫使它們揭發出了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的地方官員的溫和、冷靜的態度有時和他們的宗教狂熱不相適應,在他們經過公正的慎重調查之后所作的報告中,總聲稱那些拋棄了正宗宗教信仰的派別所作的交待在他們看來是完全真誠的,他們的態度也是無可非議的,不管他們那種荒唐、過火的迷信如何會招致法律的懲處等等,這對首批基督教徒的安寧或至少對他們的名聲來說,總是一件好事。


五、羅馬皇帝們對待基督教徒的態度


歷史學的責任應是如實記錄過去的史實以供后世借鑒,如果它曲意為暴君的行為開脫罪責或者為迫害活動尋找借口,那它實際是自取屈辱。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那些看來對原始基督教徒毫無善意的羅馬帝王,其罪惡程度和動輒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鎮壓任何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的近代君主相比起來,仍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和查理五世(Charles V) 或者路易十四(Lewis XIV)相似的君王,從他們的思想情況或從他們的個人感情來說,完全應說能夠理解不悖良心的權利、堅持信仰的責任以及過失不一定是犯罪的道理。但是古代的羅馬帝王和各地政府官員對那些激勵著基督教徒使他們不屈不撓地堅持自己的信仰的那些原則卻一無所知,他們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發現任何可以促使他們拒絕合法地,甚至也可以說很自然地皈依本國的神聖宗教制度的動機。那有助于緩解他們的罪責的理由一定也同樣有助于緩和他們進行迫害的激烈程度。由于他們的行為的動力不是出于來自偏見的狂熱情緒,而是出于立法者的溫和政策,他們在執行針對卑賤的基督教徒制訂的那些法律時,必常會由于蔑視情緒而有所緩和,或甚至由于慈悲心腸而免予處理了。全面地看看他們的性格和動機,我們很自然會得出以下結論:

I.只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過去以后,他們才感到政府對這些新教派不能漠然視之。

II.在給任何被控犯有這類奇特罪行的臣民定罪的時候,他們始終都小心謹慎從事。

III.他們從來不濫施重刑。

IV.受攻擊的基督教堂也常有一段和平、安寧的時期。

盡管那些不厭其煩寫下長篇巨制作品的異教徒作家們對有關基督教徒的問題顯得十分冷淡,全不在意,我們卻仍然可以根據真實的史料來証明這四點可能符合事實的假設。


I.靠上天的巧妙安排,一層神秘的面紗蒙住了幼小時期的基督教會,而且在基督教徒的信仰趨于成熟,人數大為增多之前,一直保護著他們,不但免遭惡意的攻擊,甚至使他們完全躲開了異教徒的耳目。緩慢而循序漸進地拋開摩西所規定的種種禮拜儀式,為更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了一個安全無害的偽裝。由于他們大部分都和亞伯拉罕同族,有行過割禮作為他們的特殊標志,直到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以前,他們一直就在那里舉行禮拜儀式,他們把摩西戒律和先知視為神的意旨的體現。那些在精神上接受以色列的天國之說的非猶太人,也被視作猶太人而受到咒詛﹔由于多神教徒們對于外表的禮拜儀式的重視更甚于實現信仰的內容,這個新教派原一直小心翼翼地掩蓋著,或者說只是半吞半吐地吐露出,他們未來的偉大前景和期望,所以也能借助于,原來只給予羅馬境內一個著名的古老民族的一般寬容政策,得到一定的保護。也許時隔不久,那些猶太人自己因受到某種狂熱情緒和對異端的更大仇恨的刺激,慢慢覺查到他們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棄猶太教堂的教義:于是他們十分樂意要把這些異端邪說淹沒在它的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卻已經解除了他們的這個惡毒念頭的武裝﹔雖然他們有時還能行使無法無天的煽動叛亂的特權,他們已不再擁有審判罪犯的司法權力:同時他們發現要在一個冷靜的羅馬政府地方官員的心中煽起他們自己的那種由狂熱情緒和偏見引起的仇恨也確乎不易。各省總督曾宣布隨時准備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但當他們一聽說問題的中心不是具體事實,而只是一些空話,只是關于某些猶太教的戒律和預言應如何解釋的論爭的時候,他們便覺得,認真地去研究在一些野蠻和迷信的人當中發生的不著邊際的意見分歧,未免有損于羅馬帝國的尊嚴。這樣,第一批基督教徒的清白無辜倒是受到了無知和不屑過問的保護,異教徒方官的法庭常常變成了他們躲避猶太教堂瘋狂迫害的最安全的庇護所。確實,如果我們愿意接受那個過于輕信的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傳說,我們也會在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異邦的行程,他們的種種神奇業跡,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死難情景:但是,經過一番更細致的研究,卻會使我們不能不懷疑,這些曾目睹基督創造各種奇跡的人,如何可能會被允許在巴勒斯坦境外,以自己的鮮血來証實他們所言不虛(注:在德爾圖良(或譯特土良,Tertullianus,150-230AD)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門斯(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AD)時代,殉教者的榮譽僅只加之于聖彼得、聖保羅和聖雅各。只是到后來,較晚的希臘人才把這一榮譽逐步加到其余的使徒們身上,他們還謹慎地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外的某個遙遠的國家,為這些使徒選定了傳道和受難的場所。)從一般人的正常壽命來判斷,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在猶太人的不滿爆發成為那場必以耶路撒冷的徹底毀滅告終的瘋狂戰斗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數都應該已經死去了。從基督死去到那場令人難忘的暴亂之間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在整個這段時間中,除了在基督死后35年,那場大暴亂發生之前兩年,尼祿(Nero,54-68AD)曾對帝國首都的基督教徒突然進行過一次短暫而殘酷的迫害之外,我們沒有發現羅馬政府改變寬容政策的任何跡象。我們所以能夠知道這一獨特事件的歷史面貌,主要依靠了那位具有哲學頭腦的歷史學家,僅憑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們不能不對這段史料作一番最認真的思考。
 

六、羅馬大火引起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徒的迫害
 

尼祿(Nero,54-68AD)當政的第10年,帝國首都遭到了一場聲勢空前、前所未有的大火災。一座座希臘藝朮(Grecian art)和羅馬業績的丰碑(Roman virtue),一件件布匿(Punic)戰爭和高盧(Gallic)戰爭中俘獲的戰利品,最神聖的廟宇和最壯麗的建筑,全都在這一片火海中化為灰燼。羅馬城所划分的十四個區或地段只有四個區僥幸保持完好,三個區完全被夷為平地,其余七個區經過一場烈火的焚燒之后呈現出一派斷壁殘垣的淒慘景象。看來政府也曾十分留心,不遺余力地緩和這場巨大災難所產生的心理影響。所有的皇家花園都為受災的民眾敞開了大門,迅速搭起大批臨時建筑供災民棲身,同時還以較低廉的價格向災民提供充足的糧食和其它必需品。關于重整市容和修筑民房的命令似乎體現了一種最寬厚的政策﹔而且,正如在昌盛時期通常會發生的情況一樣,羅馬大火,在經過數年之后,倒造就了一座比以前更加整齊和更加華麗的新城市。但是,在這期間尼祿(Nero,54-68AD)極力裝出謹慎小心和仁慈的態度也全都不足以消除民眾對他的懷疑。任何罪行都可能會被加在這個殺妻弒母的凶手的身上﹔對于一個自甘下賤居然去登台獻藝的國君,誰都會認為沒有什么他不可能干的最荒唐的蠢事。因此當時謠言四起,竟說是這位皇帝本人放火燒毀了自己的都城﹔由于愈是荒誕不經的故事往往愈能為怒火中燒的民眾所接受,當時更有一個聳人聽聞,而且被人們堅決相信的說法,說是尼祿(Nero,54-68AD)曾一面欣賞著由他親手點燃的滿城大火,一面彈著七弦琴,高唱著古代特洛伊城(Troy)的毀滅。為了轉移靠專制權力也無法壓制下去的這種疑心,這位皇帝決定抓出几個虛假的縱火犯以洗刷自己的罪行。“帶著這種想法(塔西倫Tacitus繼續寫道)他對那几個被斥為基督教徒,早已聲名狼藉的人用盡各種奇妙的酷刑。基督是在提比略(Tiberius,14-37AD)在位時被巡撫龐提厄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下令處死的,基督教徒便是來之于他,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有害的迷信教派曾在短時期內遭到壓制,但它后來又再度發作,而且不僅只出現在這個邪惡教派的發源地猶地亞(Judea)境內,而且甚至蔓延到了一向能為最下流、最惡毒的活動提供保護的罪惡淵褻羅馬城。被抓的人供出了大批的同謀者,這些人最后全部被定罪,但并不是因為他們放火燒了羅馬城,而是因為他們憎恨人類。他們在殘酷折磨中被處死,同時還受到種種凌辱和嘲弄,有的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的人給周身縫上獸皮給發狂的獵犬去撕咬,還有些人身上涂滿易燃物質,點著了用作照亮黑夜的火把。尼祿(Nero,54-68AD)的花園更是這慘無人道的景象的集中地點,屆時還舉行賽馬活動,皇帝本人則往往打扮成駕車人模樣,混雜在人群之中。基督教徒們所犯的罪真是應該受到嚴懲,由于人們感覺到,這些不幸的可憐人的犧牲并無益于公共福利,而只不過是滿足了一個凶殘成性的暴君的嫉妒心理,民眾對他們的憎惡很快又變成了憐憫。”以好奇的眼光觀察人類進化史的人或許會注意到,尼祿(Nero,54-68AD)的那些曾經被首批基督教徒的鮮血污染,座落在梵蒂岡的御花園和競技場,后來卻由于這個被迫害的宗教的勝利和濫加處置而變得更加知名了。在同一塊地方,一座比古代的太陽神神廟還更為壯麗的宮殿已經由歷代基督教教皇修建起來,這些教皇已經從一個加利利的的卑賤的漁夫(注:指耶穌的第一個門徒彼得。 --  譯者)的手中獲得了統治全世界的權力。繼承了羅馬皇帝的寶座,為征服羅馬的野蠻民族制訂了法律,并把他們的精神統治的范圍從波羅的海(Baltic)岸邊一直擴展到大西洋岸邊。

但是,關于尼祿(Nero,54-68AD)所進行的大迫害活動的記述還不能就此結束,我們還必須作出几點說明,以期解開有關此一問題的几個疑團,并為了解其后的教會的歷史演變提供一些線索。

1.疑心最重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上述這一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倫(Tacitus) 這段著名記述的可靠性。前一點已經為勤奮和治學謹嚴的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所証實,他也提到過尼祿(Nero,54-68AD)曾對一個新的罪惡的教派基督教徒進行過懲罰。可為后一點作証的則有:一些說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倫的那無法模仿的獨特風格﹔他的可以保証他的著作不致被狂熱分子篡改的那崇高的聲望﹔以及他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惡滔天,卻絲毫并未暗示他們有任何異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異的能力。

2.盡管塔西佗(历史学家 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7?)有可能出生于羅馬大火的前几年,他也只能通過閱讀史料和從別人的談話中了解到在他幼年時期發生的那一事件。但他卻曾一直沒沒無聞地生活了許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后,他才開始為公務獻身,但當他由于對高尚的阿吉利科拉(Agricola)的出于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千載之后的人也將為之震奮,并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歷史篇章時,他已是40多歲了。在以阿古利科拉(Agricola)的傳記和日耳曼人簡史一試身手之后,他開始設想,并最后完成了一部更加宏偉的巨著  --  自尼祿(Nero,54-68AD)敗亡至涅爾瓦(Nerva,97-98AD)即位的30卷本羅馬史。涅爾瓦(Nerva,97-98AD)的治理迎來了一個公正和繁榮的時期,塔西 佗(Tacitus)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寫這段時期的歷史﹔但是當他更仔細地研究了他要寫的題材之后,或許他感覺到從自己的榮譽和免遭人怨來考慮,與其頌揚在朝的專制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記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惡,因而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描繪了奧古斯都(Augustus,27BC-14AD)前后相繼的四代帝王的行跡。要將80年間的各種歷史事實搜集起來,整理、剪裁和潤色成一部不朽的著作,使這部史書中的每一句話都包含著真知灼見,并描繪得唯妙唯肖,這樣一件工作甚至對像塔西倫這樣的一位天才來說,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時間了,在圖拉真(Trajan,98-117AD)統治末期,當這位戰功顯赫的君王把羅馬的勢力擴展到它的舊的疆域之外的時候,這位歷史學家卻在他的編年史第二和第四兩卷中描寫了提比略(Tiberius,14-37AD)的暴政﹔而當塔西倫按照預定的程序還沒來得及寫到首都大火和尼祿(Nero,54-68AD)對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殘酷行徑的時候,哈德良(Hadrian,117-138AD)必是已經繼承王位了。其間相距僅僅60年,作為編年史家他有責任接納當代人的各種觀點﹔但是,作為一位哲學家,他在悉心研究那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的時候,卻很自然地不得不拋棄尼祿(Nero,54-68AD)時代的認識或偏見,而以哈德良(Hadrian,117-138AD)時代的一般見解為依據。

3.塔西佗(Tacitus)常常信賴讀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把許多中間環節的事實和觀點,留給讀者自己去補充,而由于過分注意文字簡潔,自己也想著略去為好。因此,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必有什么特殊原因導致了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教徒的殘酷迫害,否則,按當時的基督教徒們的隱秘生活和他們的清白無辜來看,他們原不可能會觸怒尼祿(Nero,54-68AD),甚至也不會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鄉備受壓迫,那時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猶太人顯然更容易引起皇帝和民眾的懷疑:何況一個已經感到對羅馬的壓迫忍無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采取最殘酷的手段來報此深仇大恨,似乎并不是決不可能的事。但是,猶太人在皇宮里,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權勢的辯護人﹔尼祿(Nero,54-68AD)的皇后和情婦,美麗的波培婭(Poppæa)以及一個受寵的猶太族演員,已經在為這個惹人厭惡的民族說情。現在為了讓猶太人不受懲罰,便必須另找到一些替罪羊,于是也就很可能馬上有人提出,雖然真正的摩西信徒與羅馬大火沒有關系,他們當中卻產生了一個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這個教派可是什么罪惡活動都干得出來的。在加利利派這個名稱之下,有行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兩類人被混為一談了:一類是拿撒勒的耶穌的信奉者,一類是高盧人猶大(Judas the Gaulonite)的狂熱信徒。前一類人是人類的朋友,后一類才是人類的敵人﹔他們之間的唯一相似之處在于,在捍衛自己的信仰方面他們都從來決不讓步,因而使得他們對死亡和殘酷折磨全然無所畏懼。猶大的追隨者在煽動起自己的同胞進行叛亂之后,很快全都葬身于耶路撒冷的廢墟之中,而后來普遍被稱為基督教徒的耶穌的信徒卻遍布在整個羅馬帝國各地。處在哈德良(Hadrian,117-138AD)時代,塔西倫竟把這類原應更公正、更合理地歸之于一個几乎已被人完全淡忘的邪惡教派的罪行和災難歸之于基督教徒,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4.不管人們對這種猜想(因為這實際只不過是一種猜想)抱著什么看法,非常顯然,尼祿(Nero,54-68AD)對基督教徒進行迫害所產生的后果,包括它的原因都僅限于羅馬城的區域之內﹔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義本身從來不曾成為懲罰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罰証﹔以后,由于他們曾在較長時間內遭受苦難的觀念一直和殘暴和無理虐待的觀念連系在一起,后來繼位的几位較為溫和的皇帝便都傾向于盡量寬容這個曾長期受到一個始終與善良和無辜的人為敵的暴君壓迫的教派。


七、圖密善(Domitian,81-96AD)當政對基督徒的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廟宇和羅馬的太陽神廟几乎是同時毀于戰火之中﹔看來也同樣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信徒們自愿向耶路撒冷神廟所作的捐獻,竟然被一個橫暴的征服者挪作修復和裝飾太陽神廟之用。羅馬帝王向猶太人普遍征收了人頭稅﹔雖然每個個人所繳稅額十分有限,但這筆稅款所派的用途以及征斂手段之嚴厲,卻使人認為是一項讓民眾不堪其苦的苛政。由于稅務官們對許多和猶太人既無血緣關系也無宗教關系的人都可以任意照樣收稅,那么那些原來借猶太教堂為庇護所的基督徒們自然不可能逃脫了那種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向就唯恐沾惹上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們的良心自然不容許他們去為一個以太陽神廟朱庇特(Capitoline Jupiter)的身份出現的魔鬼盡力。由于基督教徒中盡管數目日減,卻仍有相當數目的人依舊信奉摩西的戒律,他們想掩飾自己的猶太人出身的努力是很容易被行過割禮的事實立即加以揭穿的﹔而羅馬政府的地方官員也沒有功夫去研究這兩派教義上的差異。在被帶到皇帝的,看來更有可能是猶太巡撫的,法庭上受審的基督教徒中,據說曾有兩個人,以其出身論,甚至比那些最偉大的君主還要更高貴得多。他們是基督的親兄弟使徒聖猶大的兩個孫子。他們本來具有的繼承大衛王位的資格也許很可能會引起民眾的尊敬,從而招致巡撫的猜疑﹔但他們衣著的破舊和談吐的平庸很快便使巡撫相信,他們既無意也全然無能擾亂羅馬帝國的安寧。他們公開承認了自己的王室血統以及他們和救世主的近親關系﹔但他們否認有任何世俗的想法,聲稱他們希望建立的王國是純屬精神世界的天國。當被問到他們的財產和職業的時候,他們伸出了那由于每日辛勤勞動而長滿老繭的雙手,說他們完全靠耕種為生,他們在科卡巴(Cocaba)村庄附近有一塊面積約24英畝的土地,價值約9000德拉克馬(drachms),或約300英鎊。于是,這兩個聖猶大的孫子便被巡撫在既憐憫又鄙視的心情之中釋放了。

但盡管大衛王室的衰落終使他們免遭暴君的懷疑,當時他的本家族的興旺鼎盛卻使得天性怯懦的圖密善(Domitian,81-96AD)感到坐臥不安,而這種不安只能靠那些為他所恐懼、所憎恨或者所尊敬的羅馬人的鮮血才能消除。他叔父弗拉維烏斯•薩比努斯(Flavius Sabinus)的兩個兒子,大的很快便以謀反意圖被定罪,小的弗拉維烏斯•克萊門斯(Flavius Clemens)則只是由于自己怯弱、無能,才得以免于一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皇上對這個十分老實的親屬恩寵備至,把自己的侄女多米蒂娜(Domitilla)嫁給他,把他們生的孩子收為嗣子,將來有希望繼承王位,還賜與孩子們的父親以保民官的榮譽。可是,這位保民官一年的任期還沒有屆滿,他便被以一個微小的借口判刑處死﹔多米蒂娜(Domitilla)也被放逐到坎帕利亞(Campania)海岸邊的一個荒島上去﹔另外一大批被株連的人也或者被處死,或者財產被沒收了。加之于他們的罪名是宣揚無神論和行同猶太人﹔按照當時的地方政府官員和作家對基督教徒模糊而片面的理解,由此二者離奇結合而成的罪名,除了基督教徒,加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絕對不合適的。憑著這樣一個似乎可能的解釋,并由于過于迫切地希望拿一個暴君的多疑作為他們死得光榮的証據,于是教會便把克勒門斯(Clemens)和多米蒂娜(Domitilla)都算在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單之中,并把圖密善(Domitian,81-96AD)的暴虐行徑稱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這一次迫害(如果可以這樣稱謂的話)延續的時間卻不長。在克勒門斯被處決,多米蒂娜被流放數月之后,原屬多米蒂娜的一名深得她的恩寵,但并未信奉她的宗教的已獲得釋放的奴隸斯梯芬(Stephen)便在皇宮里刺殺了圖密善(Domitian,81-96AD)。元老院加于死去的皇帝種種惡名,他的一些敷令被廢除﹔被他流放的人被赦回﹔在涅爾瓦(Nerva,96-98AD)溫和的統治下不僅無辜的受害者恢復了原來的地位,發還了財產,就連一些罪惡極大的人也獲得赦免,或者逃脫了懲罰。


八、圖拉真(Trajan,98-117AD)為基督徒建立合法的審判程序


II
.大約10年以后,在圖拉真(Trajan,98-117AD)的統治之下,小普林尼(Pliny)被他的朋友和主子任命為比薩尼亞(Bithynia)和本都(Pontus) 地方的總督。他到任不久,很快就發現對于這樣一個和他的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該根據何種司法准則或法律條文來進行工作。小普林尼從來不曾參與審理和懲治基督教徒的案件,對于基督教徒他僅只知道這個名稱,至于他們的罪行的性質如何,該如何定罪,以及該給他們何種懲罰,他全然一無所知。在這種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小普林尼便按他慣常采取的策略,對這個新迷信教派的情況寫下一篇公正的,有時甚至有些偏袒的奏章呈交給圖拉真(Trajan,98-117AD)裁定,請求皇帝屈尊解開他的疑團,開導他的無知。小普林尼一生既熱心于求知,也一直在官場中周旋。他從19歲開始便在羅馬法庭上以出色的辯詞一鳴驚人,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榮任過保民官,而且交游甚廣,同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各階層的人都有聯系。因此從他的無知中,我們倒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們可以斷定,當他擔任比薩尼亞(Bithynia)總督的時候,當時并不曾有任何有效的反基督教徒的法令或由元老院發布的訓令﹔無論是皇帝圖拉真(Trajan,98-117AD)或是在他以前的几位較公正的皇帝,他們的教令都被收入在民事或刑事法典中,他們誰也沒有公開表明過他們對這個新教派有何打算﹔而且,不論在法庭上曾進行過何種反對基督教徒的活動,其中卻沒有一件具有足夠的影響和權威性,使它足以構成可供政府地方官員遵循的先例。

圖拉真(Trajan,98-117AD)的批復,對比著他那套有關宗教政策的錯誤思想來看,也算表現了足夠的公正和仁慈,因而其后有相當長一段時期,基督徒常據此來為自己辯護。圖拉真(Trajan,98-117AD)皇帝并沒有表現出宗教法庭審問官的那種熱情,一定要查問出點滴的異端邪說,使被判罪的人數越多越好,與此相反,他更關心的倒是保護無辜者的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漏網。他承認要制訂一套普遍適用的法律甚為困難﹔但他頒布的兩項較為寬大的法令對一些受折磨的基督教徒倒起了支持和保護作用。他雖然也明令指示地方官員懲辦那些已經依法定罪的基督教徒,但出于人道的考慮,又自相矛盾地禁止他們對假定的罪犯進行審訊。他同時還規定不要因有人告發便立即進行追究。對匿名指控,這位皇帝一律拒不受理,認為這種可鄙的做法有損于政府公道﹔因此他嚴格規定,如要以信奉基督教異端給人定罪,便必須有光明正大的控告人正式出庭作証。也還完全可能,任何充當告發人這樣一個招怨的角色的人,都必須公開說明他產生懷疑的根據,具體指出被控告的基督教徒在何時何地參加過什么秘密集會,而且還要列舉出一大批基督教徒對外界異教徒嚴格保密的種種內部情況。如果他們的指控奏效,他們將招致一個人數眾多而又頗為活躍的集體的痛恨,遭到思想比較開明的一部人的譴責,并將一如在其它任何國家和任何時代一樣,被視為卑鄙的告密者。反過來,如果最后証明他控告不實,按照哈德良(Hadrian,117-138AD)皇帝頒布的一項反坐法,凡誣告自己的同胞犯有基督教異端罪者,將受到極為嚴厲,直至死刑的懲罰。個人之間或出于宗教考慮的仇恨,當然有時候也可能會壓過了遭受侮辱和危害的極其自然的恐懼﹔但我們卻也很難想象,對于如此冒險的一種指控,羅馬帝國的異教徒們會不經意地輕易一試。

一種常被用來逃脫法網的計謀,頗足以証明他們常常如何有效地制止了一些出于私人仇恨,或出于迷信狂熱而定下的害人的計謀。恐懼和羞恥之心只對個人具有強大的節制作用,但在一個盛大的、喧鬧的集會上,它的作用便會喪失殆盡了。那些虔誠的基督教徒,有的希望獲得,有的又力求逃避殉道的光榮,因而他們或是迫不及待,或者提心吊膽地等待著按規定又將來臨的節日慶典和競技會的到來。一到了這種場合,帝國各大城市的居民全都會聚集到競技場或者露天大劇場去,那地方的氣氛以及在那里舉行的各種宗教儀式全都能激發起他們的狂熱情緒,而淹沒掉他們的人性。當無數的觀眾頭戴花環,滿身經過香蕉,用犧牲的鮮血淨化過自己的靈魂,置身于他們的保護神的神像和祭壇之中,全部沉浸在他們認為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歡樂之中的時候,他們便會想起,只有基督教徒憎惡全人類共有的諸神,他們懷著陰暗心情拒不參加這庄嚴的集會,看來就是在對這公共的喜慶活動進行侮辱或表示厭惡。如果帝國最近遭到過任何災難,比如一場瘟疫、一次飢荒,或一場戰爭失利﹔如果第伯河(Tyber)泛濫成災,或者尼羅河水沒有漫進地里﹔如果發生過地震或者季節的寒暑失調,那么迷信的非基督教徒便相信這全是基督教徒的過錯,他們的罪孽和瀆神活動,雖得到過分仁慈的政府的寬恕,上天卻終于震怒了。在一大群狂亂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訴訟案是不會按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的﹔在一個被野獸和格斗士的鮮血染污的露天劇場里是不可能聽到憐憫的聲音的。巨大人群的不耐煩的吼叫聲指控基督教徒是所有的人和神的公敵,呼吁判處他們最殘酷的刑罰,而且會在這個新教派中挑出一兩個出頭最多的人物,帶著無比激憤的情緒呼喊著他們的名字,要求把他們立即抓來扔進獅子房去。主持這類集會的行省長官和地方宮,一般都會滿足民眾的這種要求,犧牲几個最惹人恨的基督教徒,以平息他們的怒火。但是,一些羅馬皇帝的明智保護了基督教徒,使他們免遭暴亂群眾通過這種任意指控的辦法給他們帶來的傷害,而且還公正地譴責了這類做法,認為這既不符合他們的堅強統治的要求,也有損帝國政府的公道。哈德良(Hadrian,117-138AD)和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138-161AD)的敕令都明確宣布,集會上民眾的呼喊永遠不能作為對熱心信仰基督教的人定罪或進行懲罰的合理見証。


九、羅馬當局對基督徒的處置及殉教狀況
 

III.定罪之后也不一定必將服刑,那些通過証人的証詞,或甚至自愿招供,充分說明自己有罪的人也仍然自己掌握著選擇生或死的權力。因為使地方政府官員最為忿恨并不是過去的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態度。他們自信對被定罪的人提出了非常寬大的赦免條件,因為他們只要同意在祭壇上敬几柱香,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一片掌聲之中當場被釋放。一個仁慈的法官的責任,大家都認為,應該是竭力感化,而不是懲罰那些迷途的狂熱分子。他們根據被告人的不同年齡、性別和具體處境而采取不同態度,常不惜屈尊為他們一一指出活著將如何如何充滿樂趣,死亡是何等可怕﹔他們苦口婆心地勸說,有時甚至于請求他們要多少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家人和親友有几分同情之心。如果勸說和威脅都不起作用,他們還會使用暴力﹔于是皮鞭和刑架便會用來以補充勸說之不足。為了制服一個在異教徒看來如此頑固、如此怙惡不俊的罪犯,他們會不惜使用各式各樣的酷刑。古代的基督教的辯護人多曾真實而嚴厲地指責過他們的迫害者的這種離奇的行為,他們違反一切原則和正當的法庭程序,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強迫罪犯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卻是要他否認自己的罪行。其后接連几代的修道士們孤寂無聊,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種死刑和苦刑為樂,他們更挖空心思自己發明了許多想入非非的離奇的酷刑,特別是他們公然假想,狂熱的羅馬政府地方官置一切道德觀念和公共廉恥于不顧,竟然對那些他們無法征服的人進行奸污,而且下令說對那些拒絕被奸的人可以使用最野蠻的暴力。據說那些視死如歸的虔誠的婦女往往被迫受到更嚴酷的考驗,要她們決定,在她們看來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貞潔究竟何者更為重要。奉命前來奸污她們的淫蕩的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嚴的告誡,要他們對那些不愿向維納斯愛神的祭壇敬香的瀆神的處女,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愛神的榮譽。可是,他們的強暴行為一般都不能得逞,總會有某種神奇的力量及時進行干預,使這些貞潔的女基督教徒終于免遭即便是身不由己的蹂躪。在這里我們不能不講明,在比較古老的,也比較更為可信的教會的記錄中,卻很少有這類夸大其詞的污穢的筆墨(注:杰羅姆,在他的有關保羅和隱士的傳說中就講了這么一個離奇的故事。說有一個年輕人,被捆綁在一張鋪滿鮮花的床上,忽然有一個美麗、淫蕩的蕩婦前來對他進行勾引。他為了抑制住自己越來越大的沖動,不得已咬掉了自己的舌頭。)

對早期殉教者所以會作出此種完全不顧事實真偽和有無可能性的描繪,主要是由一個很自然的誤解引起的。四五世紀的教會作者妄加猜度,認為羅馬政府地方官也必然像他們自己對他們那個時代的異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樣,對這些人懷有勢不兩立的狂熱仇恨。誠然,一些由普通人變為朝廷顯貴的人也可能會沾染上了民眾的偏見,另一些人出于貪欲或個人恩怨也可能會變得和別人一樣殘酷無情(注:卡帕多西亞的總督克勞狄•赫爾米亞努斯就因為他自己的妻子信了基督教,而對基督教徒變得無比凶殘。)。但是必須肯定,同時我們還可以以早期基督教徒的感激涕零的供狀作為証明,絕大多數在各省代替皇帝或元老院行使權力并專被賦予生殺大權的地方官員都是些溫文爾雅頗有教養的人,他們尊重法治精神,通曉各種哲理。他們往往拒絕執行可厭的迫害人的任務,對某些控告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告的基督教徒指明一些逃脫法律罪責的辦法,使他們免遭法律的懲處。每當他們被授與可以自行決斷的權力的時候,他們總盡量運用這種權力去解救、去幫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而不是利用它去進一步壓迫他們。他們完全沒有對被告到他們的法庭上來的基督教徒一個個全都判罪。更沒有把那些狂熱地堅持新信仰而被判罪的人全都處死。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一般都滿足于給他們一些比較溫和的處罰,如監禁、流放或者發配到礦山服苦役,讓這些在他們手下遭到不幸的犧牲者存在一線希望,萬一遇上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某位皇帝戰爭得勝等國家慶典,大赦天下,他們也就很快可以恢復原來的處境了。被羅馬政府地方官立即處死的殉教者,看來只是從兩個極端中仔細挑選的少數人。他們或者是主教或長老,一些在基督教徒中最有地位和影響的人,處死他們對全體教徒可以有殺一儆百的作用﹔再不然就是些基督教徒中最卑賤的人,特別是那些處于被奴役地位的貧民,這些人的生命被看作不值一錢,他們的苦難在古代人看來,根本不值得在意。通過親身經歷和廣泛閱讀精通基督教史的學識淵博的奧利金(Origen),曾經十分明確地講,真正殉道者的人數是微不足道的。單憑奧利金(Origen)的權威性實在已足以完全推翻所謂曾出現一支殉道者大軍的說法,盡管從遍布羅馬各地許多地下墓穴中搜尋到的殉教者遺骨和遺物塞滿了許許多多的教堂(注:如果我們記得羅馬的平民并不都是基督教徒,而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都是聖徒或殉教者。我們便立即可以判斷,把從一個公共墳場中挖出來的一塊骸骨或一個骨灰罐隨便尊之為神物,其正確性是多么微乎其微。在10個世紀的自由、公開貿易之后,一些最有學識的天主教徒也開始懷疑了。他們現在要求有B.M.字樣,一小瓶被假定為血漿的紅色液體或一棵棕櫚形象,作為神物或殉教者的証據。但那前二者實際無足重輕,至于最后一項,有些批評家已經指出 --  1.那所謂的棕櫚樹的形象可能只不過是一棵柏樹,或者只是一個句點,或在碑文中常用的一個逗號的花體。2.在異教徒中棕櫚樹一般被看作是勝利的象征。3.在基督教徒中,它也不僅用來作為殉道者的象征,常常還作為令人歡欣的復活的象征。),他們的神奇業績更成了連篇累牘的聖徒傳奇的主題(注:作為這類傳說的一個典型例証,我們只須想一想,有10000基督教士兵在同一天中被圖拉真(Trajan,98-117AD)或哈德良(Hadrian,117-138AD)一起釘在十字架上一事就完全夠了。據說這里是由于有一個既可作一千解,又可作士兵解的縮寫字Mil,于是引起了某種離奇的誤會。)。而且,奧利金(Origen)的一般性論斷還可以從他的朋友狄奧尼蘇斯(Dionysius)的具體証詞中得到解釋和証明,狄奧尼蘇斯生活在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那樣一座大城市里,并一直受到狄奧尼西烏斯(Decius)的嚴厲迫害,但按他估計因信奉基督教而被迫害至死的殉道者,大約僅只有十男七女。


十、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AD)殉教始末


就在迫害正在進行的這同一時期,那位能言善辯、雄心勃勃的西普里安(Cyprian),不僅統治著迦太基(Carthage),甚至還統治著整個阿非利加(Africa)的教會。他具備著能使信徒們對他肅然起敬,而使異教徒地方官對他產生懷疑嫉恨的一切品質。這位主教的性格和地位,似乎使他注定要成為最顯眼的引起嫉妒和招致危險的目標。然而西普里安(Cyprian)一生的經歷已足以証明,我們憑著想象過分夸大了這位基督教主教的危險的處境﹔他所遭到的危險比一些世俗的野心家,為追求富貴榮華而甘愿受到的風險,要小得多。在短短的10年當中,先后就有四位羅馬皇帝隨同他們的家族親信和追隨者死于刀刃之下,而在這期間這位迦太基主教卻憑著自己的威望和辯才一直指導著阿非利加教士團的工作。只是在他就任主教3年后短短的數月內,他有理由對德基烏斯皇帝(Decius,249-251AD)的嚴厲的赦令,對地方長官的猜疑,對在公共集會上要求把基督教徒的領袖西普里安扔進獅子窩的狂喊亂叫感到恐懼。出于謹慎考慮,他感到有必要暫時回避,最后也這樣做了。他只身逃到一個無人知曉的偏遠的地方隱藏起來,從那里他仍同迦太基的教士及民眾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在那里他一直等到風暴過去,這樣他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于自己的權力或聲望也絲毫無損。不過,他這種過于謹慎的做法仍不免遭到一些更嚴厲的基督教徒的批評和惋惜,并受到一些私敵的辱罵,他們都認為他這種做法是公然放棄最神聖的職責的一種怯懦和犯罪行為。據說他為自己辯護提出的理由是,他認為暫時保存性命以便日后緊急時為教會效命并無不當之處,過去的几位主教已經有例在先,而且他自己還說,他經常受到神的啟示,要他這樣做。但他的最有效的辯護卻是在大約八年之后他決定以身殉教時的視死如歸的氣概。關于他殉教的真實情況,已有人以高度的熱情和公正態度記載下來。因此,這里只要摘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情節便足以使我們對羅馬當局迫害基督教徒的方式和精神有一個最清楚的了解了。

當瓦勒良(Valerian)第三次、伽利埃努斯(Gallienus)第四次擔任執政官的時候,阿非利加總督帕特努斯(Paternus, proconsul of Africa)在自己的私人議事廳里招見了西普里安。他在那里向他傳達了他剛剛收到的一道皇帝敕令,要求所有背棄羅馬宗教的人立即重新參加自己的列祖列宗一向進行的宗教儀式。西普里安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他是一個基督教徒,并且是主教,只信仰唯一的真正的神,現在他每天都在這位真神面前為自己的合法君主,兩位皇帝陛下祈禱。他以不卑不亢的態度申辯說,一個公民有權對總督提出的這類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越出法律權限的問題拒絕回答。就這樣,西普里安以抗上罪被判處流刑﹔他立即被遣送到庫魯比斯(Curubis)去,那是澤吉塔那(Zeugitania)的一個自由的海濱城市,氣候宜人,土地肥沃,距離迦太基大約40英里。這位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過著舒適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堅貞不屈態度自負。他的聲名傳遍了阿非利加行省和意大利﹔為教導廣大的基督教徒,他的事跡被編印成冊,廣為傳播﹔他的閑居生活也常被基督教徒們的書信、來訪,和表示祝賀的文書所打斷。后來,來了一位新總督,有一段時間西普里安似乎生活得更好一些了。他被從流放地赦回,這時雖然仍不准許他重返迦太基,卻讓他在首府郊區原來屬于他的一個花園里居住。

后來,就在西普里安第一次被捕整整1年之后,阿非利加總督加列里阿•馬克西姆斯(Galerius Maximus, proconsul of Africa)接到了皇帝關于處死一批基督教教父的敕令,迦太基主教意識到自己必將被挑選出作為第一批犧牲者之一,一開始脆弱的性格使他決定秘密潛逃,以躲開危險和回避殉教者的光榮﹔但很快他就又恢復了和他身份相稱的堅強毅力,于是他又返回花園住地,靜待死神的使者來臨。奉命前來押解他的兩名高級軍官讓他夾在他倆中間坐上了一輛馬車,由于當時總督無有空閑,他們沒有把他帶往監獄,而把他帶到屬于他們二人之一的一所私宅里去。他們預備了一桌精美的晚餐來款待這位主教,并允許他的朋友們最后一次來和他相會。而同時,外面的街上已擠滿了為自己的精神領袖面臨的命運感到焦慮和恐懼的大群的信徒。第二天早晨,西普里安被帶上了總督的法庭,總督先詢問了他的姓名和案情之后,便命令他向羅馬神獻祭,并一再要他考慮拒絕獻祭的后果。西普里安毫不含糊地斷然拒絕了,于是,總督在和身邊的陪審人員商量一番之后,便帶著不得己的神態宣布了死刑判決。判決書是這樣寫的:“由于塔西烏斯•西普里安(Thascius Cyprianus)敵視羅馬諸神,更由于他私自糾集犯罪集團,在他的誘導下,公然違抗二位至高無上的瓦勒良(Valerian,253-260AD)與伽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皇帝陛下的法律,本法庭宣判,將他立即斬首。”處決他的方式,以其溫和程度和力爭減少死者痛苦的情況而論,可謂前所未有,另外也沒有准許對這位迦太基主教動用酷刑逼迫他 放棄自己的信仰或供出同謀。

判決一宣布,守候在總督府門口等信的大群基督教徒,立即爆發出一陣“我們愿同他一道死”的呼聲。他們的這種強烈的熱情的流露對西普里安沒有任何幫助,對他們自己倒也不致招來任何危險。在几個保民官和百夫長的護衛下他既沒有反抗,也沒有受到任何侮辱,他被解往刑場去,那是近郊的一處寬敞的平地,在那里早已擠滿看熱鬧的人群了。忠于他的他原來的執事和副主祭們獲准陪伴著他們的主教。他們幫助他脫下上衣,在地面鋪上亞麻布以便承接他的寶貴的聖血,并聽取了讓他們贈給劊子手25枚金幣的命令。然后,這位殉教者用雙手蒙住了自己的臉,于是一擊之下,他的頭顱便離開了他的軀體。他的尸體在原處存放了几個小時供好奇的異教徒觀看,但是到了晚間便被一支高舉著燈籠火把的壯觀的隊伍搬走,送往了基督教徒的墓地。公開舉行的西普里安的葬禮沒有受到政府地方官的任何干涉﹔那些參加送葬和祭奠活動的基督教徒也沒有遭到審問或受到懲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非利加行省共有那么多的主教,卻只有西普里安第一個被認定有資格獲得殉教者的桂冠。

西普里安當時有權選擇或者作為一個殉教者死去,或者作為一個叛教者活著,不過這種選擇卻關系著他死后的毀譽榮辱。即使我們假定這位迦太基主教當初從事基督教活動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或野心,他這時仍然不能不全力保持自己一直表現出來的面目,而且,如果他還具有一點最起碼的男子漢氣概,他也只能寧愿去忍受最殘酷的折磨,而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置自己一生的名望于不顧,使自己從此遭受基督教徒弟兄的唾罵,并為異教徒所不齒。但如果西普里安的宗教熱情的確曾得到了對他所宣講的那些教義的信念的支持,那么那殉教者的桂冠對他便只會是一件求之不得的榮譽,而決不會使他感到恐懼。從前代教父們的一些振振有辭,但語義含糊的演說詞里,我們很難弄清他們的確切思想,同時也無法確定,那些有幸為基督教事業獻身的人們,對于生前十分肯定許諾給他們的不朽的光榮和幸福究竟體會到何種程度。他們不辭辛勞地反復對人們宣講殉教的烈火將如何彌補人的一切過失,洗清一切罪愆﹔并說普通基督教徒的靈魂必須要經過一個緩慢而痛苦的淨化過程,那經過了考驗的受難者才會立即進入永遠幸福的天國,在那里他們將躋身于眾先知、使徒和大教長之中,與基督一同統治人世,并協助基督掌管審判全人類的職責。這種可以流芳百世的保証和一般人天生的虛榮心極易吻合,因而常常能給殉教者鼓起勇氣。羅馬或雅典授與那些為國捐軀的公民們的榮譽,和早期教會對壯烈的殉教者所表達的熱烈的感激之情和崇敬相比,便顯得只不過是冷冰冰、空洞洞地虛應故事而已。每年都要舉行一次神聖的儀式以紀念殉教者高尚品德和所受苦難,最后并以全體進行祈禱作為結束。在那些曾當眾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徒中,有些人被執法官從法庭或從監獄里釋放出來(這是常有的事)。也會受到和他們殉教未成的行為和他們所表示的決心相應的榮耀。最虔誠的女教徒會紛紛請求親吻他們曾戴過的鐐銬和他們身上的傷口。他們的身體被視為神聖,他們的意見會受額外的尊重,但他們也常常由于得意忘形、不自檢點而濫用了他們靠宗教熱情和堅韌精神給他們帶來的尊榮(注:由于后來采取了對自動懺悔的人也加以這種榮名的做法,假冒殉教者的人數便成倍增加了。)。這類殊榮一方面表彰了那些為信仰基督教而受苦和獻身的人的高尚美德,但也顯示出這種人實在為數不多。


十一、早期基督徒虔誠的宗教信仰
 

頭腦清醒、較為謹慎的現代人,對早期基督教徒的狂熱情緒可能只會指責而不會仰慕,也或者雖可能仰慕卻決不會去摹仿,因為根據蘇比西烏斯•塞維魯(Sulpicius Severus)的生動的描述,那時的基督教徒之渴望成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之渴求獲得一個主教席位。依納爵(Ignatius)在戴著鐐銬穿行于亞細亞各大城市之間時寫下的一些書信所表現的情緒,實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狂熱地祈求羅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獸場的時候,千萬不要出于好心,但實際十分無理地進行干預,奪去他將獲得的殉教者的光榮,并聲稱他已決心要挑逗或激怒那些可能成為他的解脫工具的野獸。也有些故事特別談到了某些殉教者的勇氣,他們真把依納爵(Ignatius)說他要做的事付諸實施了,他們故意引得獅子發怒,催促劊子手趕快行刑,或興高采烈地往專為他們預備的烈火中跳去,并且在那劇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現出無比歡欣的神態。有些故事還講到有的狂熱分子對羅馬皇帝為保護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頒布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時因為沒有人告發他們,就主動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攪擾異教徒公開的宗教儀式,或成群結隊地涌到羅馬地方官的法庭周圍,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們去治罪。基督教徒的這類做法實在太露骨,不可能會不引起早期哲學家們的注意,但他們的反應似乎只是感到驚訝,而很少欽佩之意。他們無法理解,有時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堅毅精神竟是那樣超出常態,不合常情,究竟是出于何種動機,因而把這種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極度絕望,過于愚頑,或狂熱的迷信所造成的離奇結果。“不幸的人們!”總督安托尼努斯(Antoninus)對亞細亞行省的基督徒叫喊著說,“不幸的人們!如果你們真要是對生活如此厭倦了,找一根繩子或一處懸崖不是再容易不過嗎?”對于那些除了自己說,另外無人告發的人,在判刑時他極為謹慎(一位博學而虔誠的歷史學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而對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帝國的法律又沒有做出任何具體規定﹔因此他只挑選出少數几個人來定罪,借以警告他們的教友,對其他大多數的教徒他總是帶著氣憤和鄙夷的情緒全給打發走。但是,不管這種厭惡情緒是真是假,信徒們的這種始終不屈的表現對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卻頗有正面影響。每到那種可悲的時刻,總會有許多人,出于憐憫,由于敬佩,最后皈依了基督教。悲壯的激情往往從受難者身上傳染給旁觀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說過的,殉教者的鮮血變成了基督教發展的種子。


十二、羅馬當局的宗教迫害政策


但是,盡管這種獻身精神曾經大大提高,動聽的說教仍在繼續煽動這種狂熱情緒,它卻仍然不知不覺地逐漸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懼、對生的留戀、對痛苦的害怕和對死亡的恐懼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謹慎的教會負責人也慢慢體會到,有必要對徒眾的那種不顧一切后果的狂熱情緒加以限制,也不再輕信那種常會在生死關頭全然喪失理性的堅毅精神。隨著信徒們的生活日益變得不再那樣刻苦和嚴峻,他們慢慢也便不再熱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榮了﹔基督的士兵常不肯自愿去干一番英雄業績以求揚名于世,卻往往在他們有責任抵抗的敵人面前狼狽逃竄。不過,他們有三種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其罪行的嚴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種是公認為完全無罪的﹔第二種性質可疑,或至少屬于有罪范圍﹔第三種則被視為是具有對基督教信仰直接背叛的罪行。

I.每當羅馬地方官遇到有人告發他的管區內某人信基督教時,他總會把有關情況通知被告本人,給他一定的時間,讓他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務,并准備好為他被控告的條款作出答復,所有這些情況,顯然會使得后世的宗教法庭的審判官感到無比驚奇。如果被告對自己的堅韌精神把握不大,那在這段寬出的時間里,他就可以有機會即時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榮譽,可以躲到一個無人知曉的偏僻地方或外省去,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風頭過去,以便再獲得平靜和安全。這種如此合乎人情的辦法,很快便為最神聖的高級教士們的建議和行動所肯定,而且似乎很少受到人們的非議,只除了由于要一絲不苟,頑固堅持古代教規而淪為異端的蒙特魯派(Montanists)(注:德爾圖良認為因懼怕遭受迫害而逃走,實是有意抗拒上帝意旨,因而雖不能說是完全的,但仍屬極有限的,背叛行為等等。他曾寫過一篇專門討論此一問題的文章,文中充滿了最荒誕的說教和語無倫次的叫囂。但值得注意的是,德爾圖良自己并沒有親嘗殉教者的痛苦。)

II.其宗教熱忱遠不及其貪欲強大的行省總督們,往往對出賣証書(一般稱之為“免罪証”)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態度,它可以証明証書持有者奉公守法,并曾向羅馬神祗奉獻犧牲。憑著這份假証書,那些富裕而膽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讓惡毒的告密者無法開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瀆神的做法只要有一點小小的贖罪行動就可以抵銷了。

III.在每一次迫害活動中,總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開否認或實際放棄自己原來的信仰﹔他們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獻犧牲的做法來証明他們改邪歸正的誠意。有些叛教者剛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虛聲恫嚇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較有耐力的人則常在長時間反復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驚恐的面容流露出他們內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卻若無其事愉快地走向羅馬諸神的祭壇。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險一過去,這些因恐懼而假作的姿態便也宣告結束。一旦嚴酷的迫害有所緩和,教堂的門前就又擠滿了回來悔過的人群,他們對自己對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個個以同樣的熱情請求允准他們重新加入基督教會,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獲得成功。

IV.盡管對基督教徒判決和懲罰的一般原則早有明確規定,但處在這么一個疆域遼闊、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的統治之下,這一教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他們自己的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最高統治者和他的下屬各級官吏的一時的心情。一時的宗教狂熱有時便會激起異教徒出于迷信而產生的瘋狂情緒,而慎重的思考卻又常會壓下或減輕這種情緒。各種各樣的動機都會驅使行省總督們嚴格執行法律,也可以使他們放寬尺度﹔而在這些動機之中,最強有力的一項莫過于他們不僅要注意已公布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個眼色就足以點燃或熄滅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當帝國各地偶然采取一些嚴厲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會鳴冤叫屈,甚而至于夸大自己的苦難﹔但所謂“十大迫害”這個人人皆知的數字卻是由5世紀的教會作家議定的。他們對于從尼祿(Nero,54-68AD)到戴克里先時代(Diocletian,284-305AD)教會的興衰禍福應看得更為清晰一些。埃及發生十大瘟疫和〈聖經•啟示錄〉提到的怪獸十角等先例首先啟發他們也想到十這個數字﹔而在他們把對預言的信仰應用于歷史事實的時候,他們卻十分小心只選擇了那對基督教事業最為仇恨的朝代。可是,那几次短暫的迫害活動僅足以復活信徒們的熱忱和強化他們對教規的信念而已﹔每一次異常嚴厲的時刻倒總會有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時期作為補償。一些君主的漠不關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寬容態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許并不合法,但實際存在的公眾的容忍。


十三、提比略(Tiberius,14-37AD)到迦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時代基督徒之景況

 

德爾圖良(Tertullian)的《護教論》里舉了兩個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時也是十分可疑的皇帝大開恩的例子﹔那就是提比略(Tiberius,14-37AD)和馬爾庫斯•安東尼(Marcus Antoninus,161-180AD)所頒布的一些敕令,那些敕令不僅要保護基督教徒的清白無辜,甚至還完全肯定了那些可以証明基督教的教義的真實性的偉大奇跡。這兩個例子中的第一個顯然有若干可能使不肯輕信的人大惑不解的疑團。它要求我們相信,彼拉多本人曾稟告皇帝,說他自己曾把一個清白無辜的人,而且似乎還是一個聖人,極不公正地判處了死刑﹔因而,他自己雖無其德,卻遭到了有可能成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險﹔相信那個曾公開表示蔑視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卻忽然想到要把猶太人的救世主算入羅馬的諸神之列﹔相信那個一向對他唯命是從的元老院居然敢違抗主子的命令:相信提比略不但沒有對元老院的抗拒態度生氣,反倒很樂意在保護基督教徒的法令得以實施,并在該教會有個明確名稱并實際存在以前的許多年,由他來保護基督教徒免受嚴刑峻法的傷害﹔最后還相信,關于這樣一項異常事件的記載雖然保存在完全公開和絕對可信的文卷之中,卻居然沒有被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所發現,卻只顯現在這個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撰寫《護教論》的阿非利加基督教徒(African Christian)的眼前了。馬爾庫斯•安東尼赦令的發布據說是出于感激之情,因為在和馬科曼人的一次戰爭中(Marcomannic war),由于他向上帝祈禱,竟使他神奇地獲救了。好几位異教徒作家都曾連篇累牘地記述過當羅馬軍團如何陷于困境,暴風雨和冰雹如何及時來臨,一時間如何雷電交加,以致蠻族軍隊如何在恐懼中望風逃竄等等。如果當時軍中有些基督教徒,他們當然會把這一切歸功于,在危急關頭,他們為了自身以及全軍的安全而作的禱告。但是,黃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帝國的獎章以及安東尼的紀功柱卻都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們,無論是君主還是民眾誰也沒有注意到基督教徒的這種重大貢獻,因為他們毫無例外把他們的獲救歸功于天神朱庇特(Jupiter)的護衛和天神墨丘利(Mercury)的干預。在馬爾庫斯臨朝的整個那段時間,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始終鄙視基督教徒,而作為一個統治者,他隨時在對他們進行懲罰。

命運無常,基督教徒在這位有德之君的治理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終止了﹔由于除了他們再沒有任何其他人身受過馬爾庫斯暴政的殘害,所以也只有他們受到了康茂德(Commodus,180-192AD)寬容政策的保護。康茂德最寵愛的妃嬪,也就是那個最終策划謀害她的皇帝情人的著名的馬西婭(Marcia),對于受迫害的基督教會一直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偏愛﹔盡管她不可能讓罪惡行為和福音書的戒律彼此調和起來,但是她可能希望通過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保護者而為自己的女性的脆弱帶來的不正當行為贖罪。在馬西婭仁慈的保護下,基督教徒安然度過了殘酷暴政的統治下的13年﹔等到塞維魯(Severus,193-211AD)家族建立起對帝國的統治的時候,基督教徒和新的朝廷已建立起了一種從屬的但更為體面的聯系。皇帝被說得終于相信,在他一次身患重病的時候,一個奴仆獻給他讓他涂身的聖油,對他的身體或精神產生了極有效的作用。因而對宮里的几個信奉新教的男女,他總另眼看待。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AD)的乳母和侍讀都是基督教徒﹔如果說那位年輕的君主也曾顯露過仁慈心懷,那便是他在一個偶然事件中的表現﹔這件事雖然微不足道,卻和基督教事業不無關系。在塞維魯(Severus,193-211AD)統治下,民眾的憤怒情緒已有所控制﹔嚴峻的古老法律也暫時擱置起來﹔各行省的總督們滿足于每年從管區內的基督教會那里收取一份禮物,以作為他們奉行溫和政策的代價或報酬。為確定慶祝復活節的具體時間而引起的爭論,使小亞細亞和意大利的主教們互以武力相向,這被看作是這個較為閑暇和安靜時期的最重大的事件。直到后來改信新教的人日益增多,似乎終于引起塞維魯的注意,并使他心懷疑慮之前,教會的安寧一直也并沒有受到干擾。為了抑制基督教的發展,他頒布了一道敕令,這敕令雖然只是針對新入教的人而發,但如嚴格執行起來,那些最熱情的布道者和傳教士便不可能不遇到危險,遭到懲罰。在這次不甚嚴厲的迫害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羅馬和多神教的寬容精神,根據這種精神,為了保護那些奉行祖先宗教儀式的人差不多任何借口都可以被接受。

但是,塞維魯制訂的法律很快就隨同那位皇帝的權威一起結束了﹔而基督教徒在經過這樣一段忽然襲來的暴風雨之后,一連享受了38年的安寧。在這以前,他們通常只是在私人住宅和什么隱蔽地方舉行集會。現在他們卻可以修建為舉行禮拜儀式用的專設的館所﹔甚至可以在羅馬城內購置供教會使用的土地,還可以公開選舉神職人員,選舉的方式也堪稱楷模,頗得非基督教徒的欽敬。這一段較長時期的平靜也使教會的聲威日增。那些出身于亞細亞各行省的君主的政府顯然都對基督教徒最為溫和﹔這時這個教派的杰出人士不但沒有不得不去哀求一個奴隸或一個情婦的保護,卻常被體面地作為教士或作為哲學家請進宮去﹔而他們的那一套早已在人民中傳播的神秘的教義,現在也不知不覺引起了他們的君主的好奇心。在馬梅亞女王(Mammæa)途經安條克(Antioch)的時候,她表示愿意與知名的奧利金(Origen,185-254AD)談談,這個人的虔誠和學識早已聞名東方了。奧利金當然接受了這一殊榮,他雖然不能奢望使這樣一個通權達變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改信基督教,但她卻也愉快地聽完了他的娓娓動聽的勸導,最后并體面地打發他返回了他在巴勒斯坦的退隱住所。馬梅亞(Mammæa)的這種情緒后來被她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225-235AD)所承襲,那位皇帝對基督教所表現的十分奇特和不夠明智的偏愛,說明了他在思想上的虔敬。他在宮內小教堂里供奉了亞伯拉罕、奧爾甫斯(Orpheus)、阿波洛尼(Apollonius)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對他們的恰如其份的崇敬,因為正是這些聖者曾以種種方式教導人類向無處不在的至高無上的神頂禮膜拜。在他的家屬中,有人公開表示信奉一種更為純潔的信仰,并實際遵守其儀式。在宮廷里,也許是第一次,也有主教來往﹔而在亞歷山大逝世以后,當慘無人性的馬克西明(Maximin,235-238AD)對他那個不幸的恩主遺留下的寵信和奴仆發泄自己的憤恨的時候,一大批各種身份的男男女女的基督教徒便被卷入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之中,也正是因為他們的緣故,這場殺戮便被不恰當地稱作“迫害”。

不管馬克西明(Maximin,235-238AD)生性如何殘忍,他對基督教徒的憤恨所產生的實際作用范圍有限,時間也很短,而且那位虔誠的一直被公認為一心向主的犧牲品的奧利金(Origen,185-254AD)還仍然保留下來,繼續向專制君主們的耳朵里灌輸福音書的真理。他給菲利普(Philip,244-249AD)皇帝、他的妻子和母親寫了好几封勸善的信﹔等到那位出生于巴勒斯坦一帶的君王篡奪了王位,他卻立即成了基督教徒的朋友和保護人。菲利普對這個新教派公開表示的好感,甚至偏愛,他對教堂祭司一貫表示的尊敬,使得當時已在流行,說皇帝本人已改信新教的懷疑更顯得有聲有色了﹔而且后來還有人據此編造一套故事,說他因為謀害無辜的前代皇帝而犯下了罪行,不得不向上帝懺悔并以苦行贖罪了。菲利普的統治的結束隨著新主子即位立即出現了一個對基督教徒進行殘酷壓迫的新政府,其殘酷的程度使得他們,如果和他們在短促的德基烏斯(Decius,249-251AD)統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圖密善(Domitian,81-96AD)時代以來的處境簡直可以稱之為完全自由和絕對安全的。從這位君主的道德品質來看,我們几乎難以相信,他所以那么干只是出于他對前代皇帝的寵信懷著卑劣的仇恨情緒﹔而更為可信的是,為了執行他的恢復羅馬純朴舊俗的總計划,他渴望把帝國從他斥之為新近出現的罪惡迷信中解救出來。一些最重要的城市的主教或者被流放,或者被處死:地方官的警惕在長達16個月的時間內阻止了羅馬教士團進行一輪新的選舉﹔當時的基督教徒都認為,皇帝寧愿遇到一位皇位競爭者,也不能容忍在首都有一個主教。如果我們可以假定,德基烏斯(Decius,249-251AD)的洞察力已發現在謙恭的偽裝之下隱藏著驕傲,或者他能夠預見到,世俗的統治權可以不知不覺由精神統治權中產生,那么,他這樣把聖彼得的繼承者看作是奧古斯都(Augustus,27BC-14AD)的繼承者的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也不會感到那么驚奇了。

瓦勒良(Valerian,253-260AD)的治理顯得是那么輕率和反復無常,這是和羅馬監察官的威嚴極不相稱的。在他的統治前期,他的寬容態度甚至超過了那些被懷疑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們。在最后三年半時間中,他接受一個醉心于埃及迷信的大臣的誘導,采用了他的前代皇帝德基烏斯(Decius,249-251AD)的論點,并模仿他實行嚴厲統治。伽利埃努斯(Gallienus,260-268AD)的執政增加了帝國的災難,卻恢復了教會的安寧﹔發給主教的一道按其精神似乎承認了主教的可以公開的職位,因而也就使得基督教徒完全可以自由進行宗教活動了。過去的法令雖未被正式廢除,卻漸漸聽其湮沒了﹔這樣(除了被歸之于奧勒良皇帝 Aurelian 270-275AD的某些敵意做法外),基督教徒一連氣度過了40多年的繁榮時期,這對于他們的品德來說,可是較之最為嚴峻的迫害時期,還要更為危險得多。


十四、奧勒良(Aurelian,270-275AD)當政對教會的處置
 

當東方被掌握在奧登納圖斯(Odenathus)和芝諾比婭(Zenobia)手中的時候,薩摩薩塔(Samosata)的保羅(Paul)擔任了安條克(Antioch)大主教的職位,關于他的故事也許可以讓我們明了那個時代的狀況和特征。那位高級教士的巨大財富本身就足以証明他有罪,因為這財產既非祖先的遺產,也非依靠誠實的勞動所得。但是,保羅把為教會工作看作是一種極為有利可圖的職業。他手中的教權成了他貪污受賄,巧取豪奪的工具﹔他經常向最富有的信徒敲詐勒索,并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據為己用。由于他的闊綽和奢侈生活,在異教徒眼中,基督教變得丑惡不堪了。他的議事廳和他的寶座、他公開露面時的豪華氣派、懇求他接見的盈門的人群、由他口述復信的大量來信和請愿書,以及使他永遠忙亂不堪的事務等等,都顯然更符合于一個民政長官的職位(注:出售職位在當時已不是稀罕事﹔他們打算賣什么宮職就會有些教士給買下來。迦太基的主教職位便彷佛是被一位名叫琉西娜的富有的太太給她的仆人馬約里努斯買下了。價錢是 400福里。一福里是125個銀幣,所以總數可以在2400鎊左右。),而與一個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極不相稱。每當保羅登壇滔滔不絕向他的教民講道的時候,他總采取一些形象的說法,像一個亞洲的詭辯家打著戲劇性的手勢,這時大教堂里便會響起一陣陣震耳欲聾的喝彩聲,以示為他的神奇的口才歡呼。對那些膽敢抗拒他的權勢,或不肯對他阿諛奉承的人,這位安條克大主教是十分傲慢、十分嚴厲,毫不客氣的﹔可是,對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他卻十分寬縱,把教會的金銀隨意賞給他們,并容許他們和他這位主子一樣滿足自己的各種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羅自己更是肆無忌憚地大吃大喝,還把兩個年輕美貌的婦女接進主教宮,長期充當他悠閑時刻的伴侶。

盡管薩摩薩塔(Samosata)的保羅是如此罪惡昭彰,如果他能保全住這一正統信仰的純潔性,那么他對敘利亞首都教會的統治也只會隨著他的生命的結束而結束﹔而且,如果恰在這時教會再次遭到迫害,一次英勇行為也許還會使他被尊為聖徒和殉教者。不幸在涉及三位一體論問題上他輕率地犯下了,而且頑固地堅持了,一些十分微妙的錯誤,以致激起東方各個教會的狂熱情緒和憤怒。從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行動起來。經過多次會議,發表一系列爭吵的文字,公開宣布逐出教門的懲罰,各種含糊不清的解釋一時被接受,一時又被否定,一次次協議被簽訂,又被違反,最后,七八十名主教為此特別在安條克(Antioch)集會,終于做出判決,將薩摩薩塔的保羅趕下大主教的寶座,并未經商得教士團和教民的同意,擅自委任了一個新的繼承人。這種顯然不合常規的做法使心懷不滿的派別人數大為增長﹔而對于宮廷里的各種花招并不陌生的保羅終于設法得到了芝諾比婭(Zenobia)的歡心,因而得以占據主教的住所和職位4年有余。奧勒良(Aurelian 270-275AD)的勝利改變了東部的面貌,競相以分裂和異端的罪名相指責的斗爭的雙方都接到命令,或獲准到這位征服者的法庭上去陳述各自的緣由。這一公開的頗為奇特的審判的結果只是讓人完全相信,基督教徒的存在、他們擁有的財產和各種特權以及他們奉行的內部策略,即使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至少也是已經得到了帝國行政官員的承認了。身為異教徒和軍人的奧勒良(Aurelian 270-275AD)自然很少可能會去參加他們的爭論,看看究竟是保羅的思想還是他的對手們的思想更符合真正正統信仰的標准。他的決斷是以公正和合乎理性的一般原則作為基礎的。他認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教徒中最公正、最受尊敬的評審人,而當他得知他們已經一致同意宗教會議的判決的時候,他也就不再表示任何異議,并立即下令強迫保羅放棄,據他的同教弟兄們判斷,原屬于一個教職所有,但一直被他剝奪的一些世俗財產。不過,在我們為他的這種公正歡呼的時候,我們卻不應該忘了奧勒良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種種可以籠絡住任何一部分臣民的興趣和偏見的辦法,從而恢復和進一步加固各省對首都的依賴。


十五、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即位后對基督教的態度


在帝國頻繁發生的革命運動中,基督教徒仍在和平與繁榮中日益興盛起來﹔雖然一般認為著名的殉教者時代始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繼位之后,這位賢明的君主所采用并一直堅持了18年之久的新政策體系,卻體現了一種最溫和和最開明的宗教上的寬容。戴克里先本人的確不擅長進行深入的思考,而更宜于從事進行戰爭和管理政務等積極的活動。他的謹慎態度使他反對任何重大改革,雖然他天性不易為宗教狂熱或激情所動,對于帝國古代的神靈他卻總抱有一種出于習慣上的關心。但是他的妻子普利斯卡(Prisca)和他的女兒瓦勒里婭(Valeria)這兩位女皇卻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滿懷敬意傾聽有關基督教的真理,而這一宗教誰都承認許多世代以來一直大大有賴于婦女的虔誠之心的支持。貼身侍候戴克里先、享有他的恩寵,并管理著他的家務的大太監琉善(Lucian)和多羅西斯(Dorotheus)、戈哥尼烏斯(Gorgonius)和安德魯(Andrew)以他們的顯赫的權勢保護著他們已公開信奉的信仰。宮里的許多因自己的職位所在經管著皇帝的各種飾物、衣袍、陳設、珠寶,甚至個人私產的重要官員們全紛紛模仿他們的榜樣﹔而盡管他們有時不得不陪同皇帝到神廟里敬獻犧牲,但是,他們仍可以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奴仆一起自由自在地進行基督教的活動。戴克里先和他的共事人常常把最重要的職務委托給一些公開表示決不叩拜羅馬諸神,但卻顯示出確有治國才能的人才。主教在各自的省區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不僅受到一般民眾的尊重,當地的地方官員們自己也對他們另眼相看。几乎在每一個城市里,這古老的教堂都感到原來的規模太小不足以容納日益增多的大批新入教的會眾﹔于是,在它們的舊址上修建起了更為壯麗和寬敞的建筑,以供信徒們舉行公共禮拜之用。優西比烏斯(Eusebius,約260-340AD)曾經激烈地為之悲嘆的風氣和原則的墮落不僅可以看作是戴克里先治下的基督教徒曾經享受和濫用自由的結果,也可以作為確實存在那種情況的証明。繁榮已松弛了紀律的神經。欺詐,嫉妒和惡毒用心在每一個地區的會眾中普遍流行。長老覬覦主教職位,并日益野心勃勃為得到這一職位慘淡經營。主教們則互相爭奪教會中獨掌大權的地位,他們的所作所為全明顯表現出他們要在教會中攫取世俗的獨斷專行的權力﹔以致仍使基督教徒顯得有別于異教徒的那種生動的信仰,常常僅見之于他們的論戰著作中,而不多見于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盡管存在這種表面上的安全感,但一位細心人仍可以覺察到有一些跡象表明,教會正受著一種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動的威脅。基督教徒的狂熱情緒和迅速發展已把多神教徒們從冷漠的安臥中喚醒,使他們決心要起而維護習俗和教育一直教導他們應予尊崇的神靈。業已持續了兩百多年的一場宗教戰爭的相互挑舋活動已使懷著敵意的斗爭雙方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一個過去從未聽說新近出現的教派公然魯莽地指責自己的同胞完全錯誤,并要使他們的祖先永遠處于淒慘的地位,這不免激怒了異教徒。總有辦法在死敵的咒罵聲中為民間神話辯護的習慣,使得他們在他們的頭腦中對于一個他們一向毫不在意等閑視之的宗教體系產生了某種信仰和崇敬的情緒。基督教會聲稱具有的超然的神力,同時既能使人感到恐懼,也能使人渴望自己能得到那種力量。原來大家奉行的宗教的信徒們也以同樣的用奇跡堆起的堡壘把自己保護起來﹔他們也發明了各種新的獻祭方式、贖罪方式和入教儀式(注:在眾多例証中,我們也許可以引錄密特拉派和塔羅波利亞派的神秘的禮拜儀式做個例子﹔后者在兩安東尼時代非常流行。阿普里阿斯(公元2世紀羅馬諷刺作家 --  譯者)所寫傳奇既充滿虔誠之心也充滿了諷刺。)﹔他們企圖重振已瀕臨滅絕的神諭的聲威﹔聽到任何一個騙子編造的一些迎合他們的偏見的有關奇跡故事,他們都急切表示相信。雙方對敵手所宣揚的一些奇跡也似乎都信以為真﹔他們一方面滿足于把奇跡歸之于巫朮和魔鬼的力量,一方面卻又在恢復和建立迷信統治的問題上彼此一拍即合(注:一個深深讓人感到遺憾的情況是,基督教的神父們,由于承認了異教中的超自然,或他們所認為的魔鬼的威力,實際是親手毀掉了否則我們將可以從敵手的大量讓步中獲得的巨大好處。)。哲學,這迷信的最危險的敵人,現在卻變成它的最有用的盟友了。學院中的樹林,伊壁鳩魯派(Epicurus)的花園,甚至斯多噶派(Stoics)的門廊,也和許多形形色色的懷疑學派和不敬神的學派一樣,几乎全都荒廢了﹔而許許多多羅馬人卻都非常希望靠元老院的威力對西塞羅(Cicero)的作品加以取締和壓制。新柏拉圖派中最得勢的一派則認為,最明智的辦法是同那些他們也許瞧不起的祭司們保持聯系,以對抗他們有理由懼怕的基督教徒。這些時髦的哲學家一心想從希臘詩人虛構的作品中尋找充滿智慧的寓言﹔并專為他們選出的門徒制訂出神秘的獻祭儀式﹔奉勸大家把古老的神靈作為至高無上的神的象征或使者來崇拜,并撰寫了許多反福音信仰的長篇的論文,但這些論著后來都被謹慎的正統教派的皇帝付之一炬了。

盡管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AD)的策略和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 I Chlorus,293-306AD?)的仁慈使他們傾向于盡量不違反寬容的原則,但很快便發現,他們的兩個共治者,馬克西米安(Maximian,286-305AD)和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對基督教徒的名稱和他們的宗教都懷有不可調和的仇恨。這兩位君王的心靈從未受到科學的啟迪﹔教育也從未對他們的脾性有所感化。他們的偉大來之于他們手中的刀劍,而在他們爬上幸運的頂峰之后,他們卻仍然保持著士兵和農夫的迷信的偏見。在治理各省的一般事務中,他們完全遵守著他們的恩主所立下的法令﹔但是,在他們的兵營和皇宮內部,也由于基督教徒的有欠審慎的過分的狂熱不時會提供可以利用的借口,他們卻常常可以找到機會秘密地對他們進行迫害。一個非洲青年馬克西米利安努斯(Maximilianus)被自己的父親作為合格、合法的新兵帶到行政長官節前,可就因為他頑固地聲稱,他的良心不允許他接受當兵的職業,結果被處死刑。對于百夫長馬塞盧斯(Marcellus)的行為,我們大約不能希望任何一個政府會聽之任之不加懲罰的。在一個公共節日里,這個軍官竟忽然扔掉他的皮帶、武器和軍銜的標記,高聲大叫,除了那永恆的王耶穌基督之外,他誰也不服從,他將永遠不再使用殺人的武器,不再為偶像崇拜的主子效命。士兵們一從驚愕中清醒過來,便將馬塞盧斯抓住。他在廷吉城(Tingi)受到毛里塔尼亞(Mauritania)地區長官的審詢﹔由于他對自己所作所為供認不諱,他被判以逃兵的罪名而被斬首。這類性質的例証更像是有關軍法或甚至民法問題,不一定帶有很多宗教迫害的味道:但它們卻能使皇帝們對基督教產生惡感,為曾經大批解除基督教徒軍官職務的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的嚴酷措施提供借口﹔并有助于肯定一種說法:凡由一群狂熱分子組成,其所奉行的原則完全有害于公共安全的教派或者永遠毫無用處,或者很快將成為危害帝國安寧的臣民。


十六、戴克里先進行宗教迫害的原因
 

在波斯戰爭的勝利使得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的希望和聲譽有所提高之后,他和戴克里先一起在尼科米底亞宮(Nicomedia)共同度過了一個冬天﹔其時,基督教的命運成了他們秘密商談的話題。經驗丰富的皇帝仍然傾向于采取寬大措施﹔雖然他當即同意不容基督教徒在內廷或軍隊中擔任任何職務,他卻曾不遺余力地強調,任意殺害那些誤入歧途的狂熱分子是十分危險,也過于殘忍的。伽勒里烏斯最后終于強使他同意召集一次僅由國家軍隊和行政部門的少數重要人物參加的會議。這一重要問題現在當著他們的面提出進行商討,那些野心勃勃的朝臣馬上看出,他們必須憑自己的鼓簧之舌支持該撒的激烈主張。可以想象在消滅基督教的問題上,凡能引起他們的君王的驕傲、虔誠或恐懼心理的題目,他們一定全都反復談到了。也許他們還會繪聲繪色地說,只要容許一批自行其是的人民在各行省的心腹地帶生存和壯大,那帝國解放的光榮事業就不能算已經完成。基督教徒(他們完全可以似乎很有理地說),既然否認羅馬的神靈和制度,實際已經自成一個獨特的共和國,現在在它還沒有擁有任何武裝力量以前,還有可能給鎮壓下去﹔而它現在已是靠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員治理,已經有了自己的金庫,它的各個部分已經由經常舉行的主教會議緊密連系起來,那些人數眾多、十分富有的會眾則無不對主教們唯命是從。類似這樣的一些論據似乎終于使戴克里先勉強下了決心,采取一套新的迫害政策:但我們雖可懷疑,卻無法肯定講出宮廷中的種種密謀、個人的見解和彼此之間的恩怨、婦女或太監的嫉妒心情以及一些常常能左右一個帝國和最英明的君主的謀士會議的命運的許多微不足道,卻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原因。

皇帝們的意愿終于為基督教徒們表明了,他們在整個那個淒涼的冬天,一直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著那沒完沒了的秘密協商的結果。2月23日是羅馬的護界神節,也正好在這一天(不知是出于偶合還是有意安排)提出從此將限制基督教的發展。那天天剛一破曉,禁衛軍衛隊長在几個將軍、保民官、稅務官的陪同下,來到位于該城人口最稠密、風景最秀麗的一塊高地上的尼科米底亞(Nicomedia)大教堂。大門立即被撞開﹔他們蜂擁沖進了教堂內的聖所﹔由于他們并沒有找到任何有形的崇拜的對象,他們也便只好把几卷聖書用火燒掉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們后面跟隨著大隊的侍衛和開路先鋒,排成作戰隊形向前推進,他們配備著各種可以破壞城市防線的工具。通過他們的不懈的努力,一座早已激起非猶太人憤恨和嫉妒、高聳于皇宮之上的一座聖潔的建筑,在几個小時之內便被夷為平地了。

第二天,總的迫害令公布了﹔盡管戴克里先這時仍然反對流血,使得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的瘋狂情緒多少有些緩和,因為要按他的提議,凡是拒絕向羅馬神靈獻祭的人都應當立即活活燒死,但從現在規定的對倔強的基督教徒的懲罰來看,也可算足夠嚴厲和徹底的了。命令規定,帝國所有各省的基督教教堂都要徹底拆毀,凡是敢于為了宗教崇拜的目的秘密集會的均應處以死刑。那些如今承擔起指導盲目的迫害狂活動的可恥職務的哲學家們,過去都曾對基督教這一宗教的性質和精神進行過一番孜孜不倦的研究,而他們既然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的理論應該是包含在先知、福音書作者和使徒們的著作之中,他們很可能曾建議發布命令,讓主教和長老把所有的聖書都交付地方行政長官﹔然后命令他們慎重其事地公開將那些書籍全部焚毀,否則將受到極嚴厲的懲罰。依據同一敕令,教會的財產立即被全部沒收,這些財產可能分成的各個部分或者高價拍賣,或并入皇室產業,或賜給所有城市和行會,或賞給多方懇求的貪婪的廷臣。在采取了這些取締基督教的禮拜活動,解散它的管理機構的有效步驟之后,他們還認為有必要讓那些仍然頑固地拒不接受他們的祖先傳下來的自然宗教,羅馬教的人,處于最難堪的境地。出身為自由民的人被宣稱不能享有任何榮譽或職務﹔奴隸已被永遠剝奪獲得自由的希望﹔全體人民都被置于法律保護之外了。法官被授權可以接受并審理所有控告基督教徒的案件。但基督教徒卻不允許因自身受到任何傷害向法官提出控訴﹔這樣一來,這些不幸的教民便只能受到公共司法機構的嚴厲懲處,卻得不到它的任何好處。這種既痛苦又持久,既不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的新形式的殉教活動,也許是真正最使堅定的基督的信徒們難以忍受的一招:另外,無可置疑,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的熱情和利害關系也總傾向于支持皇帝們的計划。但是,一個賢明的政府有時也必須采取干預的政策,以緩解基督教徒所受的壓迫﹔另外,羅馬的君主們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遭受懲罰的恐懼,或對一切欺詐和暴力行為都聽之任之,而不使他們自己的權威和他們的臣民處于最可怕的危險之中。

這敕令張貼在尼科米底亞(Nicomedia)的一個最顯著的地方,但是几乎還沒有等公眾看到,便被一個基督教徒撕了下來,他同時還以最惡毒的語言謾罵著,說他對那些不信上帝的專橫跋扈的總督既看不起,更十分厭惡。他的這一罪行,根據溫和的法律,也相當于謀反,應處以極刑。而且,如果他確實是有地位和有教養的人,這種情況只能加重他的罪責。他被活活燒死,或者更應當說是,被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行刑吏雖然熱心為皇帝本人所受到的侮辱報仇,用盡了可以想到的各種酷刑,卻始終絲毫未能改變他從容就義的神態,也未能改變他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仍然挂在臉上的那種堅毅而藐視的微笑。一般的基督教徒,雖然說他的行為嚴格地說不符合謹慎的原則,卻對他的那神聖的熾熱的情緒十分欽佩﹔他們大量加之于自己的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英靈的贊美之詞,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不久戴克里先險些遭到一場危險,更使他的恐懼几乎成為現實了。在短短15天之內,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亞的皇宮,甚至他的臥室里先后兩次起火,盡管這兩次火災都被即時扑滅,并未造成什么重大損失,但這火離奇地兩次重復出現,不能不讓人感覺到十分顯然這絕不是出于偶然或一時疏忽造成的。基督教徒自然成了懷疑對象﹔有人認為,這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一些走投無路的狂熱分子,既無法忍受當前的苦難,更擔心立即有更可怕的大禍臨頭,于是同他們的忠誠的同教兄弟,宮里的一些太監合謀,企圖暗害被他們視為上帝的教會的死敵的兩皇帝的性命。每個人的胸中都充滿猜疑和忿恨情緒,其中特別是戴克里先。一大批或者由于所擔任的職務,或者由于一直受到額外恩寵的人也都被投入了監獄。到處可以見到各種形式的刑訊和逼供,不論在宮廷中還是在市區里,隨處都遭到被處決的人的血跡的污染。但是,不論采用什么辦法卻始終無法得到關于這一神秘案件的任何線索,我們對那些遭難的人看來也只能或者認定他們清白無辜,或者欽佩他們的堅韌不屈。几天之后,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倉促退出尼科米底亞,聲稱如果他遲遲不離開那虔心向主的皇宮,他將會成為基督教徒怒火下的犧牲品了。關于這次迫害的情況,我們只能從那些教會歷史學家那里獲得一些帶有偏見的不完全的資料﹔而他們對于皇帝何以會如此驚恐萬狀也完全茫然。他們中有兩位作者,一位親王和一位修辭學家,曾親眼看到尼科米底亞的那場大火。一個把它歸之于雷電和上天震怒,另一個則肯定是惡毒的伽勒里烏斯本人自己放的火。


十七、遍及帝國各地的迫害基督教活動
 

由于這反對基督教的敕令原計划作為一個通令在全帝國范圍內施行,又由于戴克里先和伽勒里烏斯雖可能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批准,但已肯定知道他們必會同意,因此,按我們今天的政策觀念來推論,所有各省的總督必然都曾事先接到密令,讓他們在同一天在他們各自的管轄區發布這一宣戰書。我們至少可以想象,寬闊的大道和已建立起來的驛站已使得皇帝完全能夠把他們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從尼科米底亞傳達到羅馬世界最遙遠的地方去﹔他們不會容許這道赦令在50天之后還不能在敘利亞公布,在將近4個月之后還沒有通知到阿非利加(Africa)的各個城市。這種推遲也許可以歸之于戴克里先的遇事謹慎的脾性,他一直對這些迫害措施不很贊成,愿意先在他眼皮底下進行一番實驗,然后再去冒在邊遠省份必然會引起混亂和不滿的風險。事實上,在一開頭,地方行政官員也不敢輕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來允許他們采取其它種種殘酷手段,甚至鼓勵起他們這方面的熱情﹔而基督教徒們盡管很樂意放棄了他們教堂里的華麗的裝飾,卻不能下定決心中斷他們的宗教集會,或者將他們的聖書付之一炬。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費利克斯(Felix),出于宗教虔誠的執拗態度,看來曾使政府的某位下級官員十分難堪。他所在城市的獄長把他拴起來,送交前執政官處治。這前執政官又把他轉送到意大利的禁衛軍衛隊長那里去﹔而費利克斯甚至不肯作出一個含糊其辭的回答,最后終于在因其為賀拉斯(Horace)的誕生地而特別加以封號的盧卡尼亞(Lucania)的維約西阿(Venusia)將他斬首了。這一事件造成的先例,也許皇帝因此事另發有詔書,似乎從此便允許各省總督有權對拒不交出聖書的基督教徒處以死刑。毫無疑問,許多基督教徒借這個機會得到了殉教者的桂冠﹔但是也必有同樣多的人,通過交出或告密以使聖書落入不信教人之手,而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會監督人都由于作出這種罪惡的順從而獲得了 Traditors (注:似為意大利語“叛徒”之意。--  譯者)的惡名﹔而他們的這種過失在阿非利加教會中更造成了許多眼前的丑聞,和許多未來的紛爭。

當時在帝國范圍內,聖書的不同版本和印數已經多得無數,因此,即使最嚴厲的清查也不能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了﹔就連查禁任何一個教堂里為供公眾使用而保存的經書,也需要有一些卑鄙無恥的基督教的叛徒的配合才能辦到。但是,只要有政府下一道命令,再加上異教徒的努力,要破壞一所教堂卻是非常容易的。不過,有些省份的行政官員感到只要把一些禮拜場所封閉起來就行了。在另一些省份他們又更加嚴格地按照詔令的條文辦事。他們讓人拆下門窗,搬走長凳和講經桌,把它們像火葬柴堆一樣一把火燒掉,然后把殘存的建筑物也盡力搗毀。說到這類悲慘事件,也許我們在這里可以引用一個非常奇特的故事,只是關于這個故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而且令人難以相信,恐怕只足以挑起,而并不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在弗里吉亞(Phrygia)的一個其名稱和位置我們都不得而知的小鎮上,看來是那里的行政官員和全體民眾都皈依了基督教﹔該省總督由于害怕在執行皇帝敕令時會遭到反抗,特地取得了羅馬軍團的一個人數眾多的支隊的支持。在他們逼近時,市民們全進入教堂,決心或者武力保衛那神聖的教堂,或者就死在它的廢墟之中。他們憤怒地拒絕了允許他們撤離的通知,后來士兵們被他們的頑固態度所激怒,便從四面八方縱火焚燒,于是在這一十分奇特的殉教活動中,大批弗里吉亞市民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葬身火海了。

在敘利亞和亞美尼亞(Armenia)邊境發生的一些輕微的動亂,盡管都是剛一發起便被扑滅,卻為教會的敵人提供了一個貌似有理的口實,散布流言,說這些麻煩全都是那些已經忘掉了他們曾公開聲稱決不抵抗和無限服從的誓言的主教們暗中陰謀鼓動的。戴克里先的憤恨或恐懼終于使他越過了他迄今一直保持著的溫和態度的界線。在一連串殘酷的敕令中宣布他決心要徹底取締基督教。第一道敕令指示各省總督把基督教會的全體教士全都給抓起來﹔原為關押重大罪犯的監獄,現在卻擠滿了大批的主教、地方教會監督人、祭司、讀經師和?魔師。第二道敕令命令地方行政官員使用任何嚴酷的手段把他們從可厭的迷信中挽救出來,使他們必須回頭來禮拜羅馬的眾神。這一項嚴酷的命令后來又通過另一道敕令推廣到包括全體基督教徒,他們也就因此普遍受到一次殘酷的迫害。完全不再像過去,在那健康的溫和政策指導之下,控告人都必須先拿出直接和嚴肅的証據來,現在,發現、追查和折磨最頑固的信徒竟成了帝國宮員的職責和興趣所在。凡膽敢拯救一個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脫羅馬諸神和諸皇的正當的震怒者,均將處以重刑。然而,盡管法律森嚴,許多異教徒出于善行的勇氣,仍處處掩護了他們的朋友或親戚,從而體面地証明,迷信的怒火并未能使他們心中的天性和仁德的情操完全泯滅。

戴克里先在發布了這些針對基督教徒的敕令之后,仿佛他急于想把這迫害工作交給別的人去干,他本人很快就自行脫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繼位者的性格和處境卻有時讓他們想強迫推行,有時卻又使他們傾向于暫緩執行那些嚴峻的法律﹔對于教會史中這一重要時期的情況,除非我們對自戴克里先頒發第一批敕令到教會重新恢復平靜這10年中,基督教會在帝國各地的狀況分別予以考察,我們便無法獲得一個正確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烏斯(Constantius I Chlorus,293-306AD?)的溫和而仁慈的天性使他決不愿無端壓迫他治下的任何臣民。在他皇宮里擔任主要職務的都是基督教徒。他喜愛他們的為人,尊重他們的忠誠,對他們的宗教信仰也從沒有任何不滿。但是,只要君士坦提烏斯仍然處于該撒這一次要地位,他便無力公開拒不執行戴克里先的敕令,或者不服從馬克西米安(Maximian)的命令。他的權威倒可以有助于減輕他所同情和厭惡的人為的苦難。他勉強同意了搗毀教堂的做法,但又盡量設法保護基督教徒,使他們免遭民眾的怒火和嚴酷的法律的打擊。高盧(Gaul)各省(我們也許還可以將不列顛包括在內)之所以能獨享安寧,完全應歸功于他們的君主的溫和的調解。但是,西班牙的省長或總督達提阿努斯(Datianus)出于狂熱或策略考慮,卻一心只要執行皇帝們的公開頒發的敕令,而不愿去體會君士坦提烏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懷疑,他的省政府必曾沾染上某些殉教者的鮮血。君士坦提烏斯最后升至奧古斯都(Augustus)這一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地位,使他得以放手實施他的德政,而他統治的時間雖短,也并未阻止他建立起一種寬容制度,并把它通過自己的訓示和自己做出的榜樣留給了他的兒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I ,311-337AD)。他那幸運的兒子繼位伊始便宣布保護教會,后來終于名副其實地成了第一位公開信仰和大力建立起基督教這一宗教的皇帝。他改信基督教的動機,由于情況復雜,可以歸之于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他的信念、或出于懺悔,也可以歸之于在他和他的兒子們強有力的影響之下,使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主要宗教的那一改革運動的進展,將成為本書第3卷中極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注:在此節選本中此章似略去。--  譯者)。現在只需說明一點:君士坦丁的每一個勝利都使教會得到一些安慰或恩賜。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兩省也經歷過一次短暫而殘暴的迫害。戴克里先的嚴厲的敕令被早就仇恨基督教徒,而且喜歡流血和暴力活動的他的共治者馬克西米安(Maximian,286-305AD)嚴格而痛快地予以執行了,在進行迫害的第1年的秋天,這兩位皇帝在羅馬聚會以慶祝他們的勝利,其后的几項鎮壓性的法令似乎就是他們那次秘密協商的結果,而地方行政官員則更由于兩位君王駕臨而格外賣力了。在戴克里先自動脫下紫袍以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名譽上由塞維魯(Severus)統治,這里的基督教也就毫無防衛地暴露在他的主子伽勒里烏斯(Galerius)的不可調和的仇恨之下。在羅馬的殉教者中,阿達克圖斯(Adauctus)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于一個意大利貴族家庭,由于屢受宮廷封賞,升到執掌皇家私產的財務大臣的地位。阿達克圖斯尤為使人注意的一點是,在整個這場普遍進行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死難者中唯一一位顯貴的人物。

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的叛亂立即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會恢復了平靜,這位對其他各階級臣民多方壓迫的暴君,對于受盡苦難的基督教徒卻顯示了自己的公正、仁慈,甚至偏愛。他完全信賴他們的感激和愛戴,因而自然也必會認為,他們既然在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敵的手中曾遭受過那么多苦難,而且至今還心有余悸,那便勢必能保証他可以得到這個現有人數和財富都已頗為可觀的一派人的忠心的支持。就連馬克森提烏斯對待羅馬和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們的態度也可看作是他們寬容態度的証明,因為很有可能,那些最正統的君王也都會采取同樣的政策來對待他們各自的教士集團,兩位高級教士中的第一位,馬塞盧斯(Marcellus)由于對在迫害期間背叛或隱瞞自己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教徒嚴加懲處,而使首都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派別之間的憤怒情緒多次形成強大的騷亂﹔基督教徒們彼此自相殘殺﹔以致將這位狂熱似乎遠勝于明智的馬塞盧斯流放出去,變成了使動亂的羅馬教會得以恢復平靜的唯一手段了。迦太基主教門蘇里烏斯(Mensurius)的行為似乎更為無理。該城的一個祭司發表了一篇詆毀皇帝的文字。罪犯躲進了主教府,盡管在當時還不可能提出任何教會豁免權的要求,這位主教卻拒絕將他交給司法官員審處。由于這種反叛性的抗拒,門蘇里烏斯被法庭傳喚,但在經過短時間的審問以后,他并沒有被判處死刑或流放,而是仍讓他回到自己的教區去。這便是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愉快處境,以致他們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他們便必須到一個最遙遠的省份去購買。有一個故事講一位叫阿格拉伊(Aglæ)的羅馬太太,她出身于執政官世家,家財之丰富竟需要73名管家來管理。在這些管家當中,卡尼法(Boniface)最為女主人所寵愛,而由于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誠同愛情的界線,據說她竟允許他與她同床。她的家產使她完全能滿足從東方獲取某些聖徒遺骨的虔誠愿望。她于是把相當數量的金子和香料交托給卡尼法,她的這位情人也便在12個馬夫和3輛有篷馬車的護送下,開始了一次遠至西里西亞的塔爾蘇斯(Tarsus in Cilicia)的長途朝聖旅行。


十八、迦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頒布宗教寬容詔書始末


此次迫害的首要策划者伽勒里烏斯(Galerius,305-311AD)嗜殺成性,真是不幸落入他的統治之下的基督教徒的死對頭﹔因此可以想象,許多既不為財富所累,也不為窮困所苦的中等人家,常會背井離鄉,到氣氛比較緩和的西部去尋求避難所。在他僅指揮著伊里利亞(Illyricum)的軍隊和省區的時候,他已能稍費些周折,在一個對待宣揚福音的傳教士比帝國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厭惡的好戰的地區,尋找到或者制造出大批的殉教者。但是,當伽勒里烏斯獲得最高權力和東部的統治權之后,他便讓他的狂熱情緒和殘酷行為得到了盡情的發揮,不僅在屬于他直接管轄之下的色雷斯和亞細亞(Thrace and Asia)如此,而且在馬克西明(Maximin)因感到正中下懷于是堅決遵從他的恩人的嚴酷命令的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Syria, Palestine, and Egypt)也是如此。但是,他那勃勃的野心經常遭到的失望、六年來迫害政策的經歷以及經常纏繞著他的痛苦的煩擾心情,在伽勒里烏斯心中所引起的有益回憶,終于使他明白了,任何暴政即使盡最大的努力也無能使一個民族徹底滅絕或者完全消除他們的宗教迷信。為了彌補他所造成的損害,于是以他本人的名義,同時也以李錫尼(Licinius)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名義發布了一道通令,通令在開列了一大批皇家種種頭銜之后,基本內容如下:

“盡管為了保証帝國的統一和安全有許多重大問題使我們日夜操勞,但我們仍時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錯誤,使一切都能恢復羅馬的古制,并重振羅馬的公眾秩序。我們還特別希望使那些拋棄他們的祖先所建立的宗教和儀式,狂妄地厭棄古代的一切做法,完全憑自己胡思亂想憑空造出一些荒唐的法律和奇談怪論,并在我們帝國的不同省份自行組成社團的受蒙騙的基督教徒們重新回到理性和合乎自然的道路上來。我們在此前發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諸神的教令已使許多基督教徒陷于危險和苦難之中,其中許多還喪失了性命,而且還有更多的人,由于始終仍堅持其瀆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參加任何正常的公眾宗教活動,為此我們本著一向寬大為懷的宗旨,決定對那些不幸的人格外開恩。我們今后將允許他們自由表達各自的想法,只要他們永遠不忘對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著適當的尊敬,他們便可以毫無畏懼,不受任何干擾地在各自的會場中集會。我們馬上還將另有一道敕令將我們的意圖告知各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員,我們希望我們的寬容將會使得基督教徒們在他們所崇拜的神前禱告時勿忘為我們的安全和繁榮,為他們自身以及為共和國祈禱。”我們一般是不會在敕令和文告的字里行間去尋找帝王們的真正意圖或秘密動機的,但由于這里的這些話出自一個垂死的皇帝之口,也許他的這種處境倒可以作為他的誠意的保証。

在伽勒里烏斯簽署這道寬容的敕令的時候,他斷定李錫尼(Licinius)必會欣然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這一意圖,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教徒的政策都會得到君士坦丁的贊許。但是,這位皇帝卻不敢貿然在前言里寫進馬克西明(Maximin)的名字,而他的同意與否卻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他在几天之后就繼承了亞細亞各省的統治權。不管怎樣,在馬克西明建立新的統治的頭六個月里,他始終裝著采納他的前任的謹慎的策略﹔盡管他從不曾費神發布一道通令以保証教會的安寧,他的禁衛軍衛隊長薩比努斯(Sabinus)卻向各省總督和行政官員發出通知,大談皇帝的寬厚,承認基督教徒不屈不撓的頑固性,并指示執法官員停止他們的無效的控訴,對那些狂熱分子秘密集會不再加以干預。根據這些命令,大批基督教徒被從監獄和礦山里釋放出來。堅強的信徒們唱著勝利的贊美詩返回各自的故鄉﹔那些經受不起狂風暴雨般的摧殘的人們則含著悔恨的眼淚要求重新進入教會的懷抱。

但是,這種帶有欺騙性的平靜轉瞬即逝﹔東部的基督教徒也不可能對他們的君王的為人抱有任何信心。殘酷和迷信思想浸透了馬克西明的靈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則為他指明迫害的對象。這位皇帝全心全意地崇拜羅馬諸神,研究魔法,并相信各種神諭。他視若天上來客百般敬重的先知和哲學家常被他提升到行省負責人的高位,并讓他們參加他的最機密的國事會議。這些人很容易便使他相信,基督教徒所以能獲得勝利,完全依靠他們始終有嚴格的紀律,而多神教的虛弱則主要來之于祭司之間缺乏團結和上下級關系不明。于是,一種顯然不過按基督教會的辦法照貓畫虎的管理體制被建立起來。遵照馬克西明的命令,帝國各大城市里的神廟都一一加以修繕和裝新,各個神廟里管事的祭司也都全歸在一個高級的大祭司的管轄之下,這個大祭司將可以和主教對抗,并推進異教的事業。這些大祭司反過來又得承認市級或作為皇帝本人的直接代理人的省級大祭司的最高權威。白袍是他們的高貴地位的標記﹔這些新的高級祭司都是從最高貴、最富有的家族中精選出來的。通過地方行政官和祭司團的影響,從各地,特別是從尼科米底亞、安條克和推羅(Nicomedia, Antioch, and Tyre),送上來大批表示效忠的表章,全都巧妙地作為民眾的呼聲,迎合提出眾所周知的朝廷的意圖﹔吁請皇帝堅持法律的公正,而不要一味只顧寬大為懷﹔表示他們對基督教徒的憎惡,請求政府至少將那些不敬神的宗派逐出他們各自的地區之外去。馬克西明在推羅市民的表章上所作的批語至今尚在。他以無比滿意的口吻贊揚了他們的熱情和虔誠,申斥了基督教徒的不敬神的頑固態度,并通過迫不及待地同意他們流放基督教徒的要求,顯示出,他認為自己只是接受了而并非提出了一項義務。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員們全都被授權執行他的那些刻在銅牌上的教令,敕令雖然告誡他們要避免流血,但是對一些執拗的基督教徒卻仍然施以最殘酷和最惡毒的懲罰。


十九、宗教迫害的終止和殉教人數的估算
 

對于一個如此有計划地制訂暴虐政策的頑固而殘暴的君王,亞細亞的基督教徒無不談虎色變。但是,沒過几個月,由西部兩皇帝頒布的敕令卻迫使馬克西明不得不暫時中止執行他的迫害計划了:他輕率地對李錫尼(Licinius)發動的內戰占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而馬克西明的失敗和死亡很快便使得基督教會從它的最后的也是最凶狠的敵人的手中解脫出來了。

在這段關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道敕令授權進行的這一迫害活動的描述中,我有意略去了某些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難和死亡的情景。事實上,要從優西比烏斯(Eusebius)的歷史書、從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慷慨激昂的演說詞以及從最古老的案卷中收集起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厭惡之極的描繪,以便讓各種刑架和皮鞭、鐵鉤和燒紅的鐵床,以各種各樣用火與鐵,用野獸和比野獸更加野蠻的劊子手,所能加之于入體的刑具充斥我們的若干書頁,原是再容易不過的事。這些淒慘的圖景還可以用目的為了推遲死亡,或慶祝勝利,或指引人們去發現那些為基督獻身、被奉為聖徒的遺骨的形形色色顯靈場面和奇跡加以烘托。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對這些記述應當相信到何種程度以前,我卻無法決定該抄錄哪些內容。最嚴肅的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斯(Eusebius)本人就曾間接承認,他重述了一切能為基督教增光的記載,卻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丟臉的東西。這樣一種承認不免會使人懷疑,一個如此公開違反歷史學基本法則的作者,恐怕對它的另一條法則也未必會嚴格遵守。而優西比烏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個同時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輕信的色彩,并更為熟悉宮廷里的各種手腕,也使這種懷疑更為可信了。在某些特定場合,當政府官員為某些個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當殉教者的狂熱情緒促使他們忘記了小心從事的准則,甚至忘記了起碼的體面,竟然動手推倒祭壇、對皇帝肆意漫罵、毆打開庭審案的法官的時候,那恐怕不論什么樣人類所能想象、最堅強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種種酷刑都會用來加在那些虔誠的犧牲者的身上。然而,有兩個無意中提到的情況卻讓人體會到,一般對那些被司法官員逮捕的基督教徒的處置實際并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么不堪。1.被判在礦坑中勞動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陰郁淒涼的住處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2.主教們不得不去阻止和譴責一些自動向行政官員投案的頭腦過于發熱的基督教徒。他們中有些被貧困和債務所迫,盲目地希望借機光榮的死去以了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另一些則天真地希望經過一段短時間的監禁便會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還有一些人則出于一種不光彩的動機,盼著得到一大筆教會給予坐監者的補貼,使他們從此可以過較富足的生活。在教會戰勝它的一切敵人之后,被囚的人出于私利和虛榮心的考慮,都極力夸大各自所受苦難的程度。時間或地點的距離使他們完全有充裕的余地可以信口開河地編造:誰誰的傷口如何頓時自愈,誰誰轉眼恢復了健康,誰誰斷掉的肢體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關于神聖的殉教者的各種例証,他們全可以十分方便地用來解決編造的困難和壓下別人的改正意見。最夸張的傳說,只要有助于為教會增添光彩,便會受到輕信的會眾的喝采,得到有權力的教士團的容忍,并為教會歷史采用一些可疑的証據所証明。

關于流放和監禁、苦難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個伶巧的演說家的筆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夸大或沖淡,使得我們不得不決定對一個更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實進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繼位者頒布的敕令而喪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傳說記載了整支軍隊和整個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掃而光的例子。更早一些的作家則僅僅滿足于不著邊際地悲憤地大發一通牢騷,卻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許用鮮血証實了自己對福音的信仰。不過,從優西比烏斯的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僅只有9位主教被處死﹔而根據他具體列舉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單,我們可以斷定,真正被加上那個稱號的基督教徒也不會超過92人(注:他在結束這段敘述時明確告訴我們,這便是在整個迫害時間在巴勒斯坦出現的殉教事件。他的書中講述埃及的蒂巴伊斯的第8卷第9章可能顯得有些和我們的保守的估計不甚協調,但那也只會使我們不免對這位史學家的巧妙安排深感欽佩。為那最精巧的殘暴行徑選定了羅馬帝國最遙遠、最偏僻的場地,他卻說在蒂巴伊斯常常在同一天里就有10-100人殉教。但當他接下去講他自己前往埃及旅游的時候,他的話卻在不自覺中變得更加小心和更為溫和了。他不再使用巨大而確定的數字,而只說許多基督教徒,而且還特意巧妙地挑選了兩個含糊的字眼,讓人既可以理解為他親眼所見,又可理解為他昕人說過﹔既可以理解為打算執行,也可以理解為已經執行了某種懲罰命令。在這樣給自己留下一條安全的退路之后,他就這么把一些模棱兩可的段落交到了他的讀者和譯者手中﹔他完全有道理想到,反正他們的虔誠必會使他們選擇最有利的含義。提奧多魯斯•墨托奇塔的話也許是帶著惡意的,他說,所有像優西比烏斯一樣對埃及人深刻了解的人,都喜歡使用一種晦澀的、復雜的風格。)。由于我們不了解那一時期一般主教們的熱誠和勇氣究竟如何,我們也便不可能從這些事實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斷﹔但其后者卻可以幫著確証一個十分重要和極為可能的結論。根據羅馬帝國行省划分的情況看,巴勒斯坦的面積可以看作是東帝國的1/16﹔而既然有些總督不論是出于真誠的還是假裝的仁慈,始終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鮮血,我們也便有理由相信,那個過去的基督教的誕生地,在伽勒里烏斯和馬克西明治下被處死的殉教者至少應占全國殉教者的1/16﹔那么其全數便可能達到1500人,這個數字如果按這場迫害延續的10個年頭平均分配,每年實際犧牲的殉教者則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許還有西班牙等省,經過兩三年之后,嚴峻的刑法或者被暫時擱置,或者被廢止了,這几省如果也按同樣的比例計算,那么,在羅馬帝國境內經法院判決處以極刑的基督教徒群眾將減至不足2000人。即然無可懷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時代,基督教徒的人數更多,他們的敵人也更加瘋狂,這個或許可信的溫和的估計數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聖徒和殉教者為了在世界范圍內引進基督教這一重大目標而犧牲了性命。


二十、結論
 

我們將以一個自動勉強闖入我們的思想的、深可悲嘆的事實來結束這一章﹔那就是:在殉教的問題上,即使我們毫不猶疑,也不去深究,完全承認一切史書上的記載或者虔誠的教徒所杜撰的一切,我們仍然必須看到,基督教徒在他們長時期的內部斗爭中彼此之間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異教徒的狂熱使他們遭到的迫害。在西羅馬帝國被推翻后的那段愚昧時代,帝國都城的主教們把他們的統轄權既擴大到俗人頭上,也擴大到拉丁教會的神職人員頭上。他們建立起來很有可能會長期抵制理性的微弱力量的沖擊的一套迷信體系卻終于遭到了從12-16世紀一直存在的以一群改革家的面貌出現的無數大膽的狂熱分子的摧毀。羅馬教會以暴力保衛他們以欺騙手段得來的帝國﹔一個和平和仁慈的體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戰爭、屠殺以及宗教法庭的建立而弄得烏煙瘴氣。而由于改革派更受到熱愛民權和宗教自由的人們的鼓舞,天主教的親王們便把自己的利益同教士的利益結合起來,并不惜用火與劍來推行宗教懲罰的恐怖。據說,僅在荷蘭地區,查理五世(Charles V)的臣民就有10萬余人倒在劊子手的屠刀之下。這個驚人的數字曾得到格勞修斯(Grotius)的証實,這個人才華出眾,學識淵博,在瘋狂的教派斗爭之中始終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他還在由于印刷朮的發明較易得到情報,但同時也增大了被人發覺的危險的時候,為自己的那個時代和自己的國家撰寫了一部編年史。如果我們不能不相信格勞修斯的權威性,那我們就必須承認,僅僅在一個行省和一個君主的統治時期中,被處決的新教徒就遠遠超過了在三百年時間中,在整個羅馬帝國范圍內的原始殉教者的人數。但是,如果這一事實實在讓人難信的感覺竟然壓倒了這些証據的力量,如果我們認定格勞修斯(Grotius)過分夸大了宗教改革派的功績和苦難﹔那我們便很自然地要問一問,對于古代的那些出于輕信寫下的可疑的極不完備的重要作品,我們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對于一個在君士坦丁的保護之下,獨享記述仁德的皇帝被征服的對手或完全失勢的前任迫害基督教徒情況的宮廷里的主教和狂熱的演說家,我們又如何能完全相信呢?

 

附:江西師范大學陳孝麗碩士學位論文《愛德華﹒吉本史學探析 - 第三章,吉本的宗教哲學觀》

啟蒙運動時期,啟蒙學者以理性主義為旗幟,對基督教進行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批判。吉本對基督教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與其個人經歷密不可分,即吉本兩次改變宗教信仰。

吉本在1752年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學習,初去牛津大學學習的日子里,吉本在天主教教徒的宣傳下,接觸了天主教教義,背棄了英國國教,改信了天主教。吉本在《自傳》中提到自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過程時說,“我可是無法抗拒歷史証據的重大力量,歷史証據表明,就在這個時期,有關天主教會的大部分主要教義,都在理論上或時間上已經引用到了”。啟蒙學者們運用理性來衡量事物的真實性,著書立說表達自己對舊有觀念的懷疑,于是,無論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講求証據,都要求人類的思考。所以吉本在天主教教徒宣揚的“証據”下,接受了天主教教義。1753年改信天主教的吉本被父親送往洛桑,師從加爾文教牧師帕爾維亞,在虔誠的帕爾維亞的引導下,他進行了反思,放棄了對天主教教義的信仰,于1754年重接接受了新教教義。從此之后,吉本“默認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普遍承認的各種教義和儀式”,但是,“雖然宗教的觀念一直存在于吉本的思想之中,吉本卻對宗教不再持有友好的態度”。

吉本兩次改變宗教信仰的歷程類似于比埃爾﹒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吉本在《自傳》中也提到自己受到培爾的影響。培爾是十七世紀懷疑主義的代表,認為凡是真理大多是一己之見,沒有固定的是非標准,懷疑論運用于信仰領域就造成他的兩次改宗。吉本的改宗歷程表明他受到了這種懷疑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吉本十九歲時,吉本變為一個懷疑主義者”。這種懷疑主義表現在《衰亡史》中,就是吉本針對基督教的一系列質疑與批判。

以世俗的眼光看宗教

首先,在批判基督教時,吉本以世俗的眼光對基督教所謂的神跡和殉教者的真偽進行質疑。吉本對基督教的起源持懷疑念度,因為基督教徒無法清晰地描述它的起源,也沒有當時的哲學家們對基督教起源的記載。他認為,“采用欺詐和詭辯的手段來保衛上帝的啟示,使真實性變得可疑,異教和哲學世界對于基督教卻不加以駁斥,對神跡不加注意,毫無記載”,這些都使吉本對基督教的相關問題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如對于神跡,吉本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除了一些偶然的,至高的神有時為了宗教的利益暫時停止自然法則的作用,親自干預而形成的奇跡之外,基督教教會從使徒和他們的最早的弟子們的時代開始,便一直宣稱自己始終不間斷地擁有各種法力:有言能道神意、眼能見神靈顯聖和預言吉凶的天賦,并有降服魔鬼、醫治疾病和使死者復生的能力”。吉本信仰理性,相信自然法則是至高無尚的,一切都服從于自然法,所以對于所謂“神”的干預可以改變自然法則的作用吉本是持懷疑態度的。由此,吉本進一步質疑基督教教義,“在這樣一個時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戰勝死亡的例証來,而那些愛懷疑的哲學家卻仍然拒絕和嘲笑人能復活的說法,似乎有些讓人難以理解。”吉本根據常理推斷,神跡發生作用的事件在社會上引起重大影響,而當時的哲學家卻仍在書中質疑這種神跡,主要是因為這些哲學家并未親見神跡,而所謂的神跡只是基督教徒用來吸引信眾的方法而己。吉本的這種推斷無疑是對神跡的有力否定。

吉本還通過揭示君士坦丁信仰基督教的“世俗”原因,將基督教神學家宣揚的“神跡”世俗化。吉本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并非基督教的神跡才讓人信仰基督教,“個人利益往往是我們決定信仰什么的標准,它同時也指引著我們的行動。”因此,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原因,在吉本看來并非如基督教史學家所記載的那樣是因為看到神的偉大力量,而是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可以使他名利雙收。“后來的暴君都可能因而相信在他們的長期的統治中,他們的雙手沾滿鮮血全都會在那帶來新生的聖水中沖刷的一千二淨了,這種對宗教教義的亂加解釋,危險地威脅著高尚品德的基礎。”這樣,吉本在探詢君主們改信基督教的世俗原因里,對基督教神學家們所宣揚的神跡展開了猛烈地批判。

對于殉教者,吉本的質疑更加直接。他認為這些殉教者并非都是因為遭到宗教迫害,其中許多的殉教者的名號是后世給予的,也有些殉教者只是基督教教會為吸引會眾,而對真實故事加以偽飾而形成的殉教者故事。如卑鄙、虛偽、殘暴的亞歷山大里亞及埃及大主教喬治,他橫行霸道,壟斷硝石、食鹽等的銷售權力,對亞歷山大里亞城內所有的住房征稅,使人們全都處于貧困之中。在尤利安即位后,。這位主教因為被異教徒處死,而被戴上了殉教者、聖徒以及基督教英雄的面具,成了著名的英格蘭的聖喬治。對這一經過吉本都用充滿嘲諷的口吻加以敘述。因為殉教者的鮮血是基督教發展的種子,所以基督教將殉教者之名隨意授予被異教徒處死的基督徒。但吉本經考証認為,“真正殉教者的人數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對教會內部斗爭和爭權與教權斗爭的批判。

在吉本的筆下,教會的所有活動都是人的活動,而非受到上帝指引的神聖行為。因而在他看來教會的內部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斗爭,不同教派之間為爭奪正統地位而進行的斗爭無不充斥著血腥、腐敗、殘殺等罪行。對于皇權與教權的爭奪,吉本也將其定義在世俗權力爭奪的范圍內。在吉本筆下,人和神的歷史已經徹底分開。他清楚地看到,皇帝借助于基督教鞏固自己的統治,而基督教則借助皇權取得合法地位,將自己發揚光大。但隨著基督教的迅速發展,教權和王權日漸產生沖突。基督教在米蘭敕令后迅速發展,這時基督教教會具有這些權力:祭奠活動由專職教士負責,而皇帝這時和普通教徒處于同等地位﹔基督教選舉自己的行政官員來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稅收:一個地區的主教由本區的教士選舉﹔基督教在民事法及公共法規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從而取得獨立的司法權力﹔宗教法規中包括了私下或公開懺悔的責任、取証、量罪以及量刑的原則:基督教共和國的代表會議每年召開,傳播基督教教規和立法精神。

基督教教會擁有一整套行政、司法、立法權力,在教區內,從精神統治到行政統治的權力都集中于教會手中,這嚴重威脅著皇權的統治,于是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划分受到羅馬皇帝的質疑,二者展開了爭奪。“行政和教會司法權力之間的暗中斗爭使得帝國的政府處處感到為難。”君士坦丁皇帝之后,教權和皇權的斗爭時斷時續,直到羅馬帝國的滅亡,而且這種斗爭常常以教派之間斗爭的形式出現,因為皇權通常代表或利用其中的一派。如尤利安恢復原始的多神教信仰、米蘭大主教安布羅斯和皇權代表的阿里烏斯教派的斗爭、克里索斯托姆主教代表的正統基督教會與皇后代表的少數異端教派的斗爭、偶像破壞者皇帝利奧與正統基督教會的斗爭、教皇格雷戈里挑起的拒絕交稅的意大利叛亂等等。

最后,吉本徹底否定了上帝和“來世”的存在。

吉本信仰理性主義,“自然法也就是人類理性,理性就是人類社會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規律,因為一切存在物都有它們的法。在所有這些法之前存在的,就是自然法。”吉本每談到神跡時總將其與自然法則做比較,他認為每當神跡發生,自然法則都暫時不能發揮作用。但是當時的學者并未親見上帝的神跡,吉本已經否定了神跡,所以吉本以一種諷刺的筆調來描述神、神跡和上帝存在。

關于來世學說,吉本更為徹底的否定。吉本發現在摩西戒律中并未發現有關“來世”的問題,那么這一問題只能是后世教徒附會的。“既然聖經的歷史記述都可以被批駁,那么歷史就變成是徹底人性的現世的領域,人被置于歷史的中心,歷史成了不受人控制的時間的無限延續。”基督教徒們無法拿出明確的証據証明來世的存在,只能用不斷的神跡附會“來世”學說,但是“他們(基督教徒們)的狂熱情緒并沒有為它增加可信的証據,甚至也沒有加強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為自然所提供、為理性所贊同,并為迷信所接受的關于生命和永生的學說,仍須依靠基督的權威和榜樣來肯定它具有神的真實。”

吉本從世俗的立場出發,對所謂基督教的教義持懷疑態度,并對基督教進行徹底的批判,將人和神的歷史徹底分開。


以歷史的眼光看宗教


吉本對待基督教并非從頭到尾的徹底否定,在他看來原始基督教有其可取之處,因而吉本不同意對原始基督教進行駁斥和批判。“按照奧利金的無可辯駁的証據,信徒人數和廣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起來,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們沒有任何可信的資料,我們更加不可能確定,甚至也難以猜測出原始基督教的確切人數”。原始基督教從社會下層中吸納信徒比從上層中多得多,因而基督教的敵人污蔑說,“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農民和工匠、兒童和婦女、乞丐和奴隸等人類的渣滓組成,其中只有奴隸也許還有可能把傳教士引進他們所屬的富有、高貴的家庭中去”。吉本認為,“這幅不友好的描繪,雖不能說毫無近似之處,從它所歪曲的情節的陰暗渲染來看,顯然出自一個敵人之手。”在資料不齊的情況下,吉本按后來基督教能夠迅速傳播的情況來推斷,基督教的敵人給原始基督教信徒橫加上了卑賤和無知的誹謗。

依吉本之見,原始基督教能夠迅速傳播的原因之一,就是首批基督教徒嚴厲的道德觀、基督教的內部團結和紀律。首批基督教徒會為自己過去的罪惡懺悔,也會為了基督教團體的名譽而嚴格要求自己。“通過教徒的捐獻的教會財產通常被用來幫助貧困的人們,這對基督教的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這在吉本看來無疑是對古典的美德、高尚品德、自由的遵從與延續,是值得贊譽的,因此,吉本對原始的基督教徒持稱贊態度。當然,在吉本看來,原始的基督教也有不足,原始的基督教徒為了能夠廣泛傳播教義,運用神跡吸引民眾,“在基督時代,它的使徒的時代,以及他們的第一批門徒的時代,他們宣講的教義都曾為無數的神的奇跡所証實,跛腳的能走路了。。。,自然規律也往往為教會利益而暫時不起作用了”。吉本認為這種做法使原始基督教開始脫離其純潔性。吉本在揭示基督教遭受當時皇帝們迫害時,將其原因歸納為,“基督教所受到的真正苦難是由于人的激情和宗教瘋狂所造成的”。狂熱是理性的反面,這對于推崇理性的理性主義史學家吉本而言,是對理性的否定。人們常常由于迷信或宗教導致狂熱,失去理性,被貪欲、權勢等所束縛而做出違反理性、和平、自由的行為,導致腐敗與衰亡,于是其后基督教的發展遭到吉本愈來愈多的批判。

相對來說,因為伊斯蘭教一直保持著其原始性和純潔性,吉本對它表達了極高的贊譽。在他看來,穆罕默德的教義始終保持著原始性和純潔性,伊斯蘭教始終是一個具備理性的宗教。“伊斯蘭教神的神像不曾為偶像褻瀆,先知的榮譽從未超出過人的宗教的崇高品德的范圍,而他的生活上的觀念把他的門徒們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智的宗教的范圍內。”。

由此可見,吉本的宗教觀念是以理性為基礎的。他的評價標准是宗教是否在理智的范圍內,是否保持了高尚品德等,所以他認為基督教在傳播的過程中愈來愈腐蝕美德,變為奴役人們的工具,因此由基督教會統治的九世紀和十世紀是黑暗的時代,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是神話和荒誕的時代。總體上看,吉本對原始基督教的適當稱許,對其后基督教的激烈批判,體現出歷史主義的精神。。。(節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