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與基督教信仰

城郭

(資料轉載自《信仰網刊》第十六期,2004年6月)

  

    
  顧名思義,后現代主義是繼現代主義之后廣泛流行的一股思潮。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種思潮已經滲透到西方的文學、藝朮、音樂、影視、哲學及宗教等各個領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很多學者發現定義后現代主義及確定其起源的年代十分困難。盡管后現代主義的雛形可以追述到上個世紀初尼采的虛無主義1,但一般認為后現代主義形成于二十世紀下半葉,并于二十世紀末開始主導西方世界。嚴格地講,后現代主義并不是單一的思想,乃是一種包羅萬象的混合體。各種思想、哲學及宗教均在這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之間既沒有一個統一的綱領,也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唯一聯擊這個混合體的,乃是他們共同對現代主義的反省與批判,因此后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是不可分割的,了解后現代主義必須從認知現代主義開始。
  
  一、現代主義的瓦解
  
  自從十七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一直主導著西方世界的思想領域。現代主義崇尚科學與理性,因此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無神論運動。它以牛頓力學為其宇宙觀的基礎,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人類起源的假說,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學來解釋人類心靈的需要,并以人本為中心來認識世界。現代主義本質上與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對立,并完全否定創造論,否定人類被贖的必要性,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因此牛頓力學的世界觀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竟成為哲學領域的思想基礎。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其理論的主要依據。“科學至上”使得人類對自身的能力充滿了自信,隨著科學技朮的飛速發展,人類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人 仿佛可以依靠與生俱來的理性,建筑認識自身與世界所需要的一切准則。
  
  面對理性主義的挑戰,以施萊馬赫(Frederick Schleiermacher)為代表的自由派神學應運而生。為了回避基督教與現代主義科學與理性的沖突,自由派神學拋棄傳統的基督教教義,轉而強調個人的屬靈經驗。顯然,這種妥協無助于維護基督教的信仰,同時神學上的分歧導致正統基督教派在反擊現代主義上的軟弱無力。因此在現代主義的逐步蠶食下,基督教在西方的影響不斷地萎縮。
  
  現代主義的瓦解起源于其科學基礎的崩潰2。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徹底改變了人類對科學真理的認識,亦即科學真理同樣具有相對性。物質不滅和宇宙永恆曾經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基礎。但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証明,物質和能量是可以互相轉化。目前廣泛為科學界所接受的大爆炸理論則認為宇宙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有開始也有終結。關于物種起源,達爾文的進化論也逐漸引起科學界的質疑。生物科學的進步促使對達爾文主義批判的同時,也提供了更多的証據表明,生命的存在并不是簡單的物質轉化所能解釋的。
  
  隨著現代主義科學基礎的瓦解,現代主義在西方文化和哲學的主要支柱也開始分崩離析。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四個方面3︰(1)排除上帝存在的科學與哲學依據已不復存在﹔(2)現代主義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道德和社會標准﹔(3)人類漸漸地不再盲目地樂觀認為科學與理性可以不斷進步﹔(4)知識最終并不能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
  
  二、后現代主義的崛起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現實,粉碎了人類自救的神話。首先,兩次世界大戰中人類殘酷無情地互相迫害,導致人們認真思考人類的出路在哪里。納粹在歐洲的集中營、日本人在中國的大屠殺以及其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極權暴政等等,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深重的烙印。事實証明,科學的發展與理性的思考,無法消滅人類本性的殘暴。
  
  其次,人類社會道德水平的滑坡愈演愈烈,現代主義對此束手無策。第三,人類在享受科學技朮所帶來的福利的同時,也親身經歷了由其引發的災難性后果︰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核子戰爭的恐懼以及人口爆炸的危機等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最后,作為現代主義產物的共產主義運動慘遭失敗。盡管這是有史以來人類依靠自己施行拯救的最偉大嘗試,但是其慘痛的教訓無疑是對人類理性至上莫大的諷刺。總而言之,人類道德水准的滑坡、科學技朮的進步以及人類社會實踐等現實構成了對現代主義反省的基礎,同時也為后現代主義的崛起鋪平了道路。
  
  如前所述,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反省與批判,其本身并無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哲學思想。這是后現代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點。因此,對其評價與應對的策略顯然也不應該是單一而僵化的。
  
  在基督教范圍內,對于后現代主義的態度有相當大的差別。一部份學者對后現代主義持歡迎的態度4,認為后現代主義不再像現代主義那樣否認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復興的大好機會。另外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后現代主義是人類背叛上帝的又一高峰5,是對基督教信仰的極大威脅。鑒于后現代主義的復雜性,筆者認為這兩種看法均過于簡單化。
  
  首先,應該承認后現代主義較其前身對宗教信仰有著更為寬容的態度,這對于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是一個有利的因素。但是同時后現代主義又極具人文主義的色彩,因此他們并無自動回歸基督教信仰的傾向。其次,后現代主義同樣具有抵擋基督教信仰的本性,只不過這種敵意以較為隱蔽的方式表達出來。再者,各種不同的思想體系雖然均冠有后現代主義的旗號,但是其內容與形式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片面對后現代主義一律封殺,不僅沒有果效,反而會對傳播基督的救恩帶來極大的傷害。因此,正確認識后現代主義的特徵,針對不同的思想采用不同的方式,是這個時代傳福音工作的挑戰。最后,應該指出在這個后現代主義的時代,現代主義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乃是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仍然威脅著基督教的信仰。
  
  三、后現代主義的特徵
  
  第一,后現代主義主導的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沒有任何一種思想或宗教主宰這個時代。譬如,在西方世界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傳統正在持續不斷地衰退中。目前歐洲的基督教已經完全喪失了其主導的地位,在北美,基督教對政治、文化及媒介等各方面的影響也在萎縮,而且近期內這種趨勢毫無減弱的跡象。
  
  第二,基于對科學真理相對性的認同,后現代主義認可真理的相對性,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威。因此后現代主義很難接受聖經所啟示的絕對真理和上帝至高無上的權威。
  
  第三,后現代主義雖然認同上帝的存在,但是這種上帝的觀念與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相去甚遠。例如有些學者認為6,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因此他無法單方面改變世界。換言之,人類可以和上帝分享神性,共同影響世界的進程。這個觀點也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第四個特性,亦即高舉人文主義。他們認為人乃是萬物之靈,人類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可以獲得超自然的能力去影響或改變周圍的環境。
  
  最后,后現代主義時代因其復雜的內涵而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各種奇談怪論,甚至違背人類傳統倫理道德的行為如同性戀等,十分容易為后現代主義的社會所接納。
  
  基于上述特點,后現代主義文化追求各種神秘宗教與法朮。因而有人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宗教大流行的時代。近年來各種東方宗教因其神秘性而在西方世界廣為流行。印度教、伊斯蘭教、瑜迦功、太極拳、各種氣功和武朮在西方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甚至几百年來一直在衰敗中的佛教近年也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同時西方原有的一些星相學、巫朮、通靈朮等等充斥著影視等大眾媒體。這一切圍繞著一個主題︰人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超然的能力去改變人類的命運,并進而參與靈界的事務。所以,后現代主義者面對福音的反應不是懷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是難以接受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及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除此以外,后現代主義的思潮也滲透到基督教神學領域,并開始影響當代信徒的信仰與現實生活。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成長于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氛圍之中,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漸漸地從教會中消失。隨著西風東漸,后現代主義已經在東南亞、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發達地區登陸。預計不久的將來,后現代主義將成為新一代移民福音工作的主要障礙。
  
  四、后基督教時代
  
  二十世紀初葉,全世界的基督徒主要集中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基督徒在全球的分布情況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第三世界基督徒的人數不但遠遠超過西方國家,而且其迅猛發展的趨勢有增無減。反觀后現代主義主導下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卻在不斷的衰退之中。基督教神學在后現代主義的沖擊下進一步地分化,而教會對后現代主義缺乏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這一切導致信徒數量下降,教會老化并缺乏屬靈的活力。處于這種環境中的海外華人教會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西方不但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后基督教的時代。一些學者已經觀察到聖經文化在西方社會中衰微的跡象,并大聲疾呼教會應該奮起大力提倡聖經7。但是西方教會顯然在這方面力不從心,這種對聖經的無知已經漸漸蔓延到教會內部,其后果將不堪設想。有的學者認為下面兩個方面的原因導致聖經語言從西方文化中消失8︰一方面教育系統未能有效地傳遞聖經及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內涵,另一方面教會疏于將基督教信仰與年輕一代的需要結合起來。
  
  隨著社會節奏的加快和各種大眾媒體的普及,現代社會正在加速遠離聖經的年代,因此如何解讀聖經、如何在后現代社會中應用聖經中的道德標准,對當代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也時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為了建立在聖經文化與當代文化之間的橋梁,自由派神學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在嘗試用不同的方式修改正統基督教教義。但是其結果不但未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反而給基督教本身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基督教神學毫無例外地再次經歷分流與重組9。與歷史上自由派神學的分流不同,這一次在保守派與自由派兩大陣營內部均出現相當程度的改變。這是后現代主義時代基督教神學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基督教保守派的陣營中,傳統主義者(tranditionalists)堅持自宗教改革以來的教會傳統,反對對基督教教義進行任何形式的修改。他們認為基督教教義完全可以跨越所有的文化、語言、區域和時代,并無必要進行修改或以其他方式詮釋。但是改革主義者(reformists)則強調在建設性的神學研究中應當繼續尋求新的發現,在上帝的話語中尋求新的真理,以應付后現代主義的挑戰。
  
  另一方面,在自由派的陣營中,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承襲了十九世紀以來自由派神學的衣缽,而后自由派神學則繼承了巴特(Karl Barth)的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回歸自由派神學之前的傳統。后者以耶魯神學院為主要代表,成為后現代主義時代基督教神學最為活躍的一個分支。
  
  五、釋經學的交鋒
  
  現代主義流行之時,聖經曾經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批判。在后現代主義時代,聖經再次成為爭戰的焦點,不過這次不是來自外部的攻擊,而是來自基督教內部對聖經的冷漠與無知。
  
  傳統的釋經學以歷史──文法式(grammatico──historical)的方法去解釋聖經,亦即按照聖經文法所表達的原意,結合當時歷史和文化背景,總結出聖經本身所傳達的真理,然后將這些真理應用到現實社會中。后自由派神學代表人物Lindbeck在他所倡議的神學體系(intratextual theology)中10,提出一種以文化──語言式(culture──linguistic)的釋經方法去詮釋聖經。基于這樣的理論,解釋經文乃是讀者與聖經文本之間參與性的對話,以此達到相互的轉化11。按照這種方法,聖經對于當代信徒的啟示源于讀者所涉及的語言,并非聖經所陳述的事件,也不是聖經作者的神學思想,更不是在于上帝向信徒群體所啟示的真理。
  
  表面上,文化──語言式的解經法似乎較現代主義采用的科學實體式研究聖經的方法前進了一步。實質上,這種詮釋經文的方法完全忽視原文作者的意圖,使聖經的真理極大程度為讀者的個體領會所左右。基于下面三點理由,可以認為后現代主義釋經學完全否定了聖經所啟示真理的普遍性和權威性。
  
  第一,聖經記載唯有聖經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3:16),不是作者本身,更不是聖經的讀者。歷史──文法式的釋經學首先精確地審查在作者時代經文的含義與所傳達的神學思想,然后在聖靈的引領下將上帝所啟示的真理傳達處于不同時代的讀者。其特色讓經文自己說話,聖經真理在轉達過程中最小程度受到讀者主觀的支配。文化──語言式的釋經學實質上授予讀者特權,并使其主導全部解釋與閱讀的過程。
  
  第二,聖經是聖靈藉著人類作者將上帝的話啟示出來,因此聖靈是聖經真正的作者(彼后1:19-21)。而且耶穌曾經說過聖經是不可廢除的(馬太5: 17-18)。由此可見,聖靈對聖經作者的啟示具有獨特性,沒有任何當代的信徒可以宣稱擁有與先知和使徒同類的啟示。文化──語言式的釋經學因著忽視聖經作者的意圖,實際上假定聖經的作者與當代的讀者在聖靈的啟示過程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因此極大地削弱了聖經的權威性。
  
  第三,正如耶穌所應許的,聖靈將引導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約16:13),但是值得注意聖靈這類啟示的兩個特性︰(1)在聖經以外沒有新的啟示(啟 22:18-19)﹔(2)上帝透過聖經向信徒啟示真理(提后3:16)。所以用對話的方式去解讀聖經,其后果是將讀者的意念放在聖經之中,而不是從聖經中領受上帝所啟示的真理。
  
  綜上所述,為了迎合后現代社會的口味,后現代主義的釋經學歪曲了聖經中有關啟示的真理,在教會和信徒之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尤其在那些規范讀經教導不甚完備的地方,文化──語言式的釋經學具有很大的誘惑性和欺騙性,嚴重削弱了神的話語在教會中的功用。
  
  六、華人教會的挑戰
  
  過去十年海外華人教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目前這種發展趨于平緩,華人教會進入了一個鞏固與穩定增長的時期。如何在這個時期完善教會的管理體制,栽培大批委身信徒,調整教會發展策略是當務之急,也是華人教會能否進入一個新境界的關鍵。華人教會亟待對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作出反應。
  
  首先,完善教會的管理體制。因著牧師與長執的責任划分不清,教會領袖之間的沖突時常發生,這已成為當今教會軟弱的主要原因。一旦發生磨擦,又因缺少有效的調節機制而難以解決,最終多以教會分裂收場,致使教會蒙受極大的損失。
  
  面對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教會在管理上應盡量減少個人權威,注重團隊事奉,同時充份強調個體參與的價值。當今教會體制充其量不過是將民主作為一種點綴,真正的民主制并非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紐約布魯克林會幕教會辛杰米牧師每逢重大決定時,總是邀請教會的九位牧師一起禱告。當全部牧師一致同意后,才付諸實施。因為辛杰米牧師相信,上帝給他異象的同時,同樣也會感動他的同工。這種民主的制度值得仿效。
  
  第二,更新教會的教導方式。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已在不知不覺之中影響著今日的信徒。或許會友開始抱怨主日講道時間太長,或許他們對周五查經感到十分地沮喪,或許他們崇拜之后回家的路上已經忘卻了牧師講道的內容。諸如此類現象表明現有的教導方式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后現代人在電腦與其他媒體的轟炸之下,對信息的反應十分麻木。他們對沒有圖像、缺乏新意的說教接受能力極差。因此采用多媒體的技朮,并以活潑多變的方式將講道的信息表達出來,不但使上帝的話語容易被吸收,而且印象深刻。
  
  與此同時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方式的改變并非意味著基本信仰的改變。最近筆者在拜訪一些華人教會時發現,一些講道為了迎合聽眾的口味,無論形式與內容均發生了變化。講道雖然妙趣橫生,但是所引用的經文只不過是為了裝飾而已。這種脫離聖經式的講道是后現代主義腐蝕基督教的一個致命傷。
  
  第三,采用新策略對付新時代福音工作的挑戰。目前教會福音工作仍然以針對現代主義為主。但是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年輕一代面對福音的掙扎卻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調整現有的策略為基督贏得后現代人的靈魂是當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責任。
  
  遺憾的是,現今教會仍然沉浸于快速增長的自滿之中,因著財力充實而對前途盲目樂觀。在教會的發展方向上,強調穩妥而缺少開拓,重視信徒數量,但卻對信徒靈命栽培缺少熱情。由于對后現代主義普遍缺乏認識,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正在逐漸離開教會,教會對新移民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地減弱,年齡在35歲以下的成人信徒的比例也有下降的趨勢。凡此種種為海外華人教會的長久發展埋下隱患,若不及時調整,華人教會有可能步西方教會衰敗的后塵。
  
  第四,重視信徒的屬靈生活。一個教會若只是以布道為導向,忽視信徒聖經上的裝備與屬靈生命的成長,當教會快速增長之時,這些尚未成熟的信徒不得不擔負起領袖的責任,為此教會常常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當今信徒在工作、生活和事奉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個人靈修早已是支離破碎。而教會則忙于持續不斷地組織各種活動,對信徒屬靈上的掙扎漠不關心。其結果是信徒空有屬靈的知識,缺乏屬靈的生命。
  
  第五,以禱告帶動復興。華人教會的禱告會多半門可羅雀,與參加主日崇拜的人數不成比例。而且大多數的禱告彷 例行公事,缺少痛悔和迫切的祈求。以這種不冷不熱的禱告是不可能勝過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和韓國教會的復興,他們每天清晨的聚集禱告是密切相關,對此海外華人教會應當予以借鑒。
  
  綜上所述,后現代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已經對當代基督教信仰構成嚴重危害。唯希望華人教會對此有充份的認識,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機構、區域和教會之間的分隔,使耶穌基督的福音成為后現代主義時代海外華人心中的一盞明燈。
  
  注釋:
  
  1. Graham Ward, "Introduction: Where we stand," In Postmodern Theology, ed. Graham Ward (Oxford: Blackwell, 2001).   
  2. James B. Miller, "The Emerging Postmodern World,"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ed. Frederic B. Burnha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 6-9.  
  3. Diogenes Allen, "Christian Values in a Post-Christian Context,"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p. 21-25.  
  4. Stanley J. Grenz and John R.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Shaping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p. 22.  
  5. Ibid., p. 19.  
  6. David Ray Griffin, God and Relig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Thought, ed. David Ray Griffi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65.  
  7. George A. Lindbeck, "The Church's Mission to a Postmodern Culture,"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8. Grenz and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p.5-9.  
  9. Ibid.  
  10. George A. Lindbeck,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4).  
  11. Sandra M. Schneiders, "Does the Bible Have a Postmodern Message?" In Postmodern Theology: Christian Faith in a Pluralist World, p. 60-63.
  
  (城郭 來自中國大陸,曾在美國一家制藥公司工作,現在達拉斯神學院攻讀神學。)

轉載自《生命季刊》雜志第八卷第一期